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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底，我父亲的单位从东北流动到陕西潼关、孟塬一带修铁路。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在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从关外迁到关内，那种“山高皇帝远”的悠闲生活就一去不复返了。单位分化组合后，又开始成立新的造反组织。一开始，我父亲还继续游离于造反组织之外当逍遥派，然而很快他就发现：身边已经没有几个人不戴红袖箍了。当所有人都戴上红袖箍之后，没有戴红袖箍的人反而显得非常扎眼了。
为了随大流以求得自保，我父亲也申请加入一个造反组织――工人阶级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红总”。“工红总”势力最大时有二千多人，是父亲所在的铁Z局Z处最大的一家造反组织（「注」铁Z局作为修铁路的工程单位，其特点是“大而散”，单位虽大，但一般以工程处为单位分布于全国各地，一个处从两三千人到五六千人不等。工程处之下设有工程段，段下又设有工程队，一个工程队大约一两百个人）。当我父亲向工程队内的造反派头头递交申请时，那个家伙却阴阳怪气地说：“出身不能选择，但革命道路却是可以选择地；背弃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加入到革命队伍里来，我们是欢迎地；但是，你还是需要接受革命群众的考验地。”父亲一听，立刻就明白了他这番话的弦外之音：人家是嫌自己出身不好，不要。
现出了非凡的毅力和超常的勇敢，也表现出了血浓于水的亲情。
二○○三年的一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悠闲地坐在一家咖啡厅里，一边品着咖啡，一边心平气和地讨论：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现在如此冷漠、麻木？为什么有些人那么残忍和缺乏人性？为什么到处充斥着假冒伪劣？为什么有些人为了发财不顾道义与良心、不择手段？为什么搞传销的人专事“杀熟”，连自己的父兄姐妹都可以坑？为什么当官的只要一有权就大肆贪污腐败、欺压百姓？为什么这个社会充斥了见死不救、见利忘义和见钱眼开？为什么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堕落成没有骨气的政治娼妓，只会一味昧着良心歌功颂德？为什么那几个向克林顿发难，以显示自己特别“爱国”的北大学生一毕业，竟然如飞鸟投林般奔向自己曾经痛骂的美国，而不留下来报效祖国？我说，要想揭开这个谜底，就请到一九五七～一九七六年这二十年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看看那时统治者鼓励的是什么，扼杀的又是什么……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四章疯狂国度（1966～1971）四、亡命天涯
在文革前的几年，虽然农村还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但由于实行“三自一包”，几年之中农村还是出现了微小的贫富分化。勤俭持家的人稍微富裕一些，好吃懒做的人要穷一些。前面提到的郑八虽然是村治保主任，但因为好吃懒做、挥霍无度，吃的虽好却家徒四壁。郑八的几个孩子从生下来一直到文革，居然没有盖过被子。文革一开始，郑八就带着他的几个儿子来我们家抄家，把被子都抱走了。几个儿子晚上把抢来的被子往身上一盖，兴奋地说，原来盖被子睡觉竟然这么舒服。其实当时的中国，除了少数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以外多数人都是赤贫的，也非常可怜。但高明的统治者恩赐给这些可怜的人一个乐趣：从人群中划出“极少数”更可怜的一群来让这些人折磨、虐待，从受虐者的惨状中让那些折磨他们的人找到自己高人一等的感觉。
随着造反派日复一日的折磨，外婆的身体越来越差，腹部肿得像一口大锅。但是造反派们却依旧不依不饶，批斗的手段越来越毒辣：在游街时，把这些戴着木牌高帽的批斗对象用绳子拴成一堆，弄一些威力大、声音响的二踢脚往他们头上扔。伴随着“嘭嘭”的巨响，一边是这些老弱妇孺们惊恐万状地躲避，一边是兴致勃勃的造反派们开怀大笑。每到此时，外公和外婆都紧紧地护住我的母亲，生怕她太小，禁不住吓出个三长两短。有个精神脆弱的批斗对象，从此吓疯了。
恐怖的利斧不仅仅砸落到我们家头上。当时大队长的女儿小名叫改改，就是那个和我母亲一起长大的、经常欺负我母亲的女孩。改改在文革初期也成了红卫兵，最初抄家、批斗别人的时候也是耀武扬威。结果过了几个月，他爹因为粮食关时贪污引起众怒被整倒了，改改也霎时间从神气活现的批斗者、红五类成了惊恐不安的批斗对象、黑七类，和我们家一起受刑。改改他爹脾气大，挨批斗没几天就气死了，改改也慌忙在离家五六十里地开外的一个村子找了个婆家嫁了。改改的模样和人品都不怎么样，又是黑七类，正经人家不要，只好找了一个瘸子。
在一次批斗中，一枚威力巨大的二踢脚在我母亲耳边轰然炸响，把她的右耳炸聋了。那次批斗结束后，外婆对我母亲说：“秀菊（「注」我母亲的小名），这老家实在是没法活了，我和你叔（「注」滑县方言管父亲叫“叔”，母亲叫“婶”）也算是活够了，不怕死……可你还小，赶快找个好人家逃命吧！再待在家里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没命了！”当时，聋着一只耳朵的母亲已经被吓得神情恍惚，茫然地点点头答应了。
然而奇怪的是，尽管我们家是“贱民”，但当外婆放出话来给母亲寻婆家时，前来说媒的人却络绎不绝。很多提亲的对象，不是这个村的支书，就是那个村的民兵队长。其中原由就是我母亲模样长得非常漂亮，又被外婆教育得极为贤惠。尽管批斗我母亲时这些人可以高呼口号，甚至动手打人，但他们心里并非不清楚是非。陷害别人是为了保全自己，或者是捞取向上爬的政治资本；而现在利益就在眼前，什么阶级立场、阶级感情都立刻不重要了。这就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洗礼后，中国人整体所具有的心态。
但是我的外婆对滑县这块土地早已恐惧万分，宁死也要把母亲送得远远的。就这样，我在郑州的大姨找了住在郑州拾破烂的老乡张大娘，由她把我母亲介绍给了我的父亲。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我的母亲十六岁，我的父亲三十二岁。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四章疯狂国度（1966～1971）五、“铁八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