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节阅读 45
按照当时我的思想状态，枪决齐奥塞斯库应当让我非常高兴才对。然而，我只是在当时兴奋了一下子，很快就转为一种莫名其妙的悲哀。虽然当时连我自己都还没有觉察到这种“静悄悄的”思想变化，但很多年以后我终于明白过来，齐奥塞斯库之死，正是我政治倾向的转折点，开始“向左转”了。从那时起，我虽然还继续听美国之音，继续为东欧的政治变动喝彩，继续反感当局，但已经跟原先的心情不太一样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八章躁动关头（1988～1991）八、辍学的半年
本来我在文科班的成绩算个中等，无奈我有两个致命缺点：一是沉迷于初恋，情绪波动剧烈；二是过分关注政治。人们常说：男人有两个最爱，一是女人，二是政治，这句话在我身上体现得一点也不错。由于这两个“最爱”，我没有什么心思读书，成绩到了一九八九年下半年就排到班上四十多名了。这个名次也不算最靠后，如果再努一把力也许还能有点起色，但当时自己心里已经失去了信心。这时我已经不想上大学了，而是想和家属院的其他孩子们一样，接父辈的班，当个铁路工人。
我父母对我的表现忧心冲冲。他们自己一辈子受苦受罪，为的就是孩子们将来有点出息。此时见我如此厌学，心里十分难过。特别是我的母亲，更是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为了孩子们的成长什么都可以舍弃，此时见我如此不成器，更是伤心欲绝。有一天母亲劝我上学时，我还是倔强地反对，母亲就给我讲道理，而我当时已经走火入魔了，根本听不进去。讲着讲着，母亲突然大哭起来，还自己扇自己的耳光，哭喊道：“我怎么养了个这么没出息的儿子啊！”我一看，吓坏了，也连忙哭着劝母亲，可依旧不愿意去上学。
农村把姐姐的户口转到呼盟，再在呼盟办理农转非手续，再从呼盟迁移到太谷县。中间关节多，需要花钱的地方也多。但母亲为了姐姐，也顾不了辛苦。跑了一个多月，终于把姐姐的户口迁移到了太谷。为了让姐姐也成为城里人，母亲前前后后花掉了将近一万元，相当于那时她十年的工资。
母亲办理姐姐户口时恰好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那天母亲在北京站转车时车站突然戒严了，地上还铺了红地毯。母亲当时心想，肯定是哪国的贵宾来了。后来我上大学以后才知道，那是朝鲜的金日成看到东欧发生天翻地覆的剧变，坐不住了，跑到中国来寻找对策的。
家里的三万元钱经过一九八八年的通货膨胀和办理姐姐户口以后，所剩已经不多了，于是母亲就琢磨着再干点小买卖挣点钱。当时，湖南有一个生产塑料走马灯的工厂，曾经与太谷灯具厂有过业务往来，我母亲就到人家厂里批发一些塑料走马灯，到太原市场上去卖，赚个辛苦钱。这种走马灯人们一般只是过年时候才买，因此那时侯每到过年，母亲都要跑到太原去到各个商场送货。自己也没有货车，经常扛着几个大箱子挤公汽，有时候扛着箱子一走就是好几公里，挨个商店送货。冬天太原市的温度一般都在零下十度左右，下雪后地上总是结了很厚的冰，碰到这种天气母亲就拿绳子把箱子一拴，在地上拉着走省点劲。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八章躁动关头（1988～1991）七、向右转，向左转
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政治的反动让我产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政治热情，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让我从一个狂热的毛派愤青变成了一个狂热的自由派愤青。那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都要听“美国之音”和“BBC”的新闻广播。当时官方用强大的无线电信号干扰这些电台，多数时候几乎完全不能听清楚里面究竟说什么。于是，我转而收听苏联电台的广播。当时苏联跟中国刚刚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不大播放不利于中共的消息。但是苏联当时进行着民主改革，因此他们的广播内容倒也十分有趣。我每天都注意着苏联的政治进程，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充满了希望，认为苏联改革要是成功了，那么就会对中国产生很有力的影响。
当时正在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太谷县是一个小县城，特别是学校里报刊种类非常少，因此我经常到太谷县图书馆去浏览报纸。一天，我看到一份报纸上刊载着一篇名为《抓住刘晓波的黑手》的文章。此文是一种典型的大批判、大字报口吻，本身并无什么阅读价值。然而，在文章的黑字标题的“刘晓波”三个字上，却被人用碳素墨水写了四个字：真的勇士。当时我一看到这四个字，顿时觉得非常亲切，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一点也不假。
一九八九年秋冬，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暴席卷了整个东欧。从波兰、匈牙利开始，接下来是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再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我每天收听《美国之音》，熟悉了这些名字：内梅特、瓦文萨、哈维尔、克伦茨、热烈夫、伊里艾斯库……毫无疑问，这些人是当时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一时间，党改名、国变色，柏林墙倒塌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瓦解了，日夫科夫被软禁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分裂了，布拉格之春平反了。我从中欢欣鼓舞，亲手绘制了一幅东欧地图，每天在地图上标出风暴的进展，把已经明显出现转折的国家用彩笔涂成蓝色。看着那一片越来越大的蓝色地带，当时我心里就想：只剩下一个罗马尼亚了。
罗马尼亚在这场风暴中似乎显得岿然不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在其他东欧国家实现民主化的时候，罗马尼亚召开了罗共十四大。那一次大会上，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表现非常强硬，而且会议代表起立欢呼四十多次，仿佛整个罗马尼亚共产党坚若磐石。那一段时间，我国电视节目里也大放罗马尼亚电影，例如什么《沸腾的生活》等等。然而仅仅几天之内，罗马尼亚形势的发展就表现出比一般的东欧国家更加激烈，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中旬，罗马尼亚小城蒂米什瓦拉出现了示威，接着波及到布加勒斯特，又席卷全国。
对罗马尼亚出现的这些事件，是中国电视、广播、报纸起初是只字不提。当一个国家的新闻媒体被明白无误地宣称为“喉舌”，要当仁不让地掌握“舆论导向”的时候，这种新闻媒体就没有了任何可信度。可是，形势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快，纸里已经包不住火了，所以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电视台才不得不报导了一个有关罗马尼亚的新闻，那个新闻的主要内容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号召人民团结一致，挫败国内外少数敌人的颠覆阴谋。”当时电视还播放了群众对齐奥塞斯库讲话“欢呼”的场面，看上去还挺热闹。不过，后来才知道，那些“群众”是在喝倒彩，喊“打倒齐奥塞斯库”，当场就遭到军警镇压。中央电视台欺负中国老百姓不懂罗马尼亚语，就拿这玩意来糊弄人。
第二天，也就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齐奥塞斯库被枪决了。事已至此，那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才不得不报导这么一则新闻：“罗总统齐奥塞斯库被罗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已执行。”没有图象，没有详细介绍，只有播音员呆板的表情。这则新闻对我而言不啻于晴天霹雳，使我既兴奋、又震惊。而当我的父亲看完这则新闻，却并没有显得兴奋，而是坐在那里半天不动，后来才缓缓说了一句：“咋说枪毙就枪毙呢？齐奥塞斯库对中国挺好，对罗马尼亚也是有功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