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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以后，美国每年都要向联合国提交中国人权提案，被中国官方巧妙地歪曲成“反华提案”。随着一九八九年事件渐渐被人遗忘和官方的蓄意引导，美国的人权报告越来越被中国的老百姓所蔑视，认为美国人就如同祥林嫂一般絮絮叨叨，着实不以为然。此后，看到美国人的“反华”提案经常被否决的消息，很多老百姓反而高兴起来。
假如说这些事情还是只算量变的话，那么一九九九年美国对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的轰炸，却如同一个导火索一般，点燃了一大批中国人的反美怒火。当时我从电视里看到这个消息，先是极度惊愕，嘴巴张得大大的半天说不出话来；等到看完几遍新闻确认了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之后，我变得怒不可遏。那天武汉发生了游行抗议事件，我也做了一个标语牌子，扛着去找游行队伍。但上街以后听人家说游行队伍去了位于武汉新世界商场后面的法国领事馆，我觉得这就有些胡闹了，冤有头、债有主，美国炸的使馆，干吗要去找人家法国人泄愤。极端民族主义就是这样盲目，也不分良莠，见到高鼻子、黄头发的就觉得是敌人。于是我回到家里，一遍又一遍地看特别新闻，看着看着，忍不住悲愤起来，写了一首讽刺打油长诗《老纳粹冯・瑞安的自述》：
我就是老牌德国纳粹分子冯・瑞安，躺在这片坟地已经有五十五年我曾经在南斯拉夫土地上杀人放火，最后被游击队一枪送上了西天唉，可怜我冯瑞安死了也要遭白眼，可怜我冯瑞安挨了不少的浓痰唉，可怜我冯瑞安真是寂寞又孤单，可怜我冯瑞安多想有人来做伴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四日这一天，这片沃土突然响起爆炸冒起硝烟我连忙爬出坟墓探出头把热闹看，发现原来是山姆大叔正在逞凶蛮哦！你看山姆大叔武装到了牙齿，还要把塑料安全套挂在钢盔两边狂轰滥炸杀无辜和我们当年一样，不，有些地方甚至比我们还凶残
如今的山姆大叔可实在是不一般，你看他在世界称王称霸颐指万端无论谁家的闲事他都要管上一管，这种霸气连元首他都会心生艳羡咦？怎么打仗还要把哈巴狗儿牵？只见那哈巴狗趾高气扬风度翩翩我冯瑞安连忙擦擦眼睛定神一看，狗尾巴上还绣着三个字：不列颠那声嘶力竭的老女人我似曾谋面，仿佛是个捷克犹太人来这里避难没想到她现在恩将仇报凶像满脸，怪不得元首他说犹太人天生下贱
位演员掏出了一盒红旗歌舞团演出的磁带，送给了老太太。红旗歌舞团的团长也分别给老太太和我的节目单上签名留念。从剧院出来的路上，老太太教了我几句俄语：Здравстбуйсе达拉斯维捷（你好）；Досвидания达斯维达尼亚（再见）；Спасипо斯巴希巴（谢谢）；Спокойнойночи（晚安）。当我跟着老太太读“Досвидания”（再见）这个词时，正好有两个俄国人回下榻的饭店，走过我们身旁。听到我们的话，他们停下来，微笑着轻轻地对我们说了一句：“达斯维达尼亚”。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国庆五十周年阅兵式。这次阅兵式是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背景下举行的，因此具有一种格外的意义。被民族主义情绪鼓动起来的我，自然也非常关注这次阅兵，故而一点不落地从头至尾看完了。不知为什么，尽管这次阅兵花费颇高，士兵的装备也改善了不少，但我总是觉得比一九八四年阅兵时缺少了些什么。究竟是缺少了什么呢？我思考了很久，发现大概是缺少了一种催人奋发的精神，以及人们脸上那种由衷的笑容。
国庆期间，前面提到的我帮忙找了工作的那位要好的同学，恰好被他当时供职的丽花丝宝集团派驻北京。后来他从北京回来到我家来玩，见到他以后我说：你小子有福气，正好赶上这次盛典，玩痛快了吧。谁知那位同学却苦笑着说：福气？天哪，你不知道我每天过的是什么日子，东躲西藏的跟逃犯一样。我连忙问是怎么回事，原来国庆期间北京清理外来人员，警察见到外地人，也不管有没有正当职业就强制遣返。因为工作需要，他们丽花丝宝集团招聘了一些促销小姐，在北京各大商场的柜台前搞促销活动。国庆前夕遣返外地人员，警车往商场门口一停，下来好几十个警察抓促销小姐，把那些女孩子吓得尖叫着四处逃跑。可是这些女孩子大都穿着高跟鞋跑不快，有些女孩子就脱掉鞋子拼命跑，可还是被抓住了。抓到以后，几个五大三粗的警察连拉带拖，把那些孤立无助的、哭天喊地的瘦弱女孩塞进闷罐车。
被遣返人员通常被闷罐警车拉到北京郊外一个叫沙河的地方筛沙子，筛一个礼拜攒够了遣返费用后，是南方的就塞到一个闷罐车里。男女老少挤到一起，一直拉到长沙就放人。很多人在北京有工作，就等到国庆节过后再回北京。
我的那位同学人长的比较文弱，又经常西装革履的，因此虽遭到几次盘问，但终究还是没有被抓。但是俗话说兔死狐悲，看到身边的同事这个那个被抓，他心里也害怕极了，那些天尽量不出门；即便出门买点生活用品，也是跟老鼠过街一样四处提防，见到警察赶紧躲着走。风声最紧的那几天，警察们可能分配了任务，也不管你是不是有正当职业，见着人相貌可疑或者外地口音就截住盘问，要人家出示身份证，一看是外地的或者没有身份证的，立刻就塞进闷罐汽车送走。甚至有些“三证”齐全的出示给警察看，警察就当面撕了人家的证件，然后冷笑着说：“现在你是‘三无’人员了吧”，也要送走。我同学他们公司北京地区的一个经理，就是被这样塞进闷罐车里。幸亏他有手机，赶紧打电话给公司，公司派人营救，这才免于被送到沙河筛沙子。
听了同学的这番叙述，我禁不住难受起来。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原来我们从电视里看到的国庆盛典的背后，竟然是这样的血泪斑斑。后来二○○三年三月广州发生了在收容所里打死无辜青年孙志刚的恶性事件，顿时全国舆论沸腾，也引起了新一代领导人的重视，废除了那部名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恶法。其实，孙志刚还算幸运的，毕竟他还留下了名字；在他之前，有更多的死难者就那么无声无息地死去了，家里好几年都不知道亲人究竟是死是活。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十一章正义无限（2000～2004）二、炸馆事件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无论从知识分子还是到普通百姓，都对美国这个国家怀有美好的感情。到一九八九年事件以后，虽然中国官方跟美国关系降至冰点，但民间对美国的感情依然如故，甚至还有些强化。很多百姓在私下场合，把美国视为正义的化身。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所接触的人中，除我之外几乎没有人对美国怀有恶意。
然而到了一九九三年，中国民间对美国的看法第一次发生了改变。那年的九月，由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阻挠，北京申办二○○○年奥运会失败。年轻人一般都有民族情感，当时的大学生们都很希望中国能够申办这次奥运会，至今我清楚地记得在最后结果揭晓时，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屏住呼吸，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电视屏幕。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读出“Peiking”这个词时，校园里立即传出热烈的欢呼声。然而半分钟后，大学生们意识到自己弄错了，表情开始凝重起来，渐渐又变成了沮丧。当最后得知是澳大利亚的悉尼胜出后，几乎所有的人都爆发出愤怒的诅咒。这是中国民间对美国情感疏远的第一步。
一九九六年，中国大陆鉴于李登辉“台独”真面目日益暴露，在台湾海峡举行了威慑性的军事演习，美国前来干涉。造成了美国与中国武装力量的严重对峙。这次对峙使得一些原本对美国怀有良好感情的人发生疑惑：美国究竟是想干什么？再联想到苏联解体前后美国对苏联、俄罗斯的步步进逼，以及美国对藏独、疆独和台独等势力的支持，很多人开始觉得美国对中国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大概也是在这一年前后，一本叫做《中国可以说不》的书畅销起来，突出地代表了中国民间对美国情绪的逆转，以及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的崛起。这本书我没有买，但我宿舍的一个朋友买了，我们俩人看了，都觉得写得挺过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