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在这以后，美军的伤亡人数慢慢地开始上升，一些熟人的名字逐渐出现在死亡名单上。在盖尔恩豪森时跟我在一起的J.李阵亡在越南，还有A.帕斯科，他是我们“潘兴步枪会”成员中阵亡在越南的第一个，不过不是最后一个。

虽然如此，美国当时很少有人了解或关心在那遥远的国度所发生的事情。严格说来，越共不过是个次要问题。与在越南的1.63万美军比起来，当时美国在欧洲驻有25.2万人，在朝鲜有4.9万人。1963年时，还谈不上什么反战运动。

尽管疑虑重重，我离开越南时仍不失为一名忠实的信徒。我经历了失望，但非幻想破灭。我仍相信帮助南越保持独立是对的，仍然相信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应划定反共界线。纵然方式有些缺陷，但目的还是正确的。不管麦克纳马拉部长有何发现，任务比我们的预想要重得多，也艰巨得多。我在顺化做情报参谋工作时有位分析人员曾经问我，从上过战场的人的角度看，我们在越南到底需要多少兵力，我信口开河说了一个数：“获胜须得50万部队。”

我坐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机场里等下午去伯明翰的航班，手拿杂志翻着看。突然间，我注意到人们都聚集到休息室一台电视机前，以出奇的缄默盯着电视机。当天是11月22日。3周前，南越总统遇刺身亡，政府被推翻，当时我正在那里。这天下午，我国总统亦遭刺杀。尽管我在外为外国人的自由卖命，4名黑人小姑娘却在伯明翰16街浸礼会教堂内被埋在那里的炸弹炸死。我回到家，宛如回到一个被颠倒了的世界一般。

第五章回家(1)

诺曼?洛克威尔的经典油画作品之一名为《回家的美国兵》，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就刊登在《星期六晚邮报》的封面上。画上一个年轻的士兵手提行李袋，刚刚回到老家。他全家，包括狗在内，跑出来迎接；一位漂亮的姑娘羞怯地等在拐角处；满面笑容的邻居们将身子探出门口和窗外；孩子们从树上向他挥手致意，欢迎凯旋的英雄。1963年我从越南归来时可不是这般情景。

我走出伯明翰机场时，只有一个人在等我。她看上去十分美丽，亦似曾相识。若是两个人相识仅有一年，接着又分开了一年，即便是夫妻，也会有些陌生。尽管我敢肯定她也在暗忖，这个人是谁？我真的认识他吗？但当我把阿尔玛拥进怀里时，陌生感骤然消失。我们坐进我的蓝色旧“大众”牌小汽车时，心中又升腾起一种熟悉的感觉。接着，我们便朝伯明翰地区北部的塔伦特镇她父母的新居驶去。我们开车到家已是黄昏时分。阿尔玛催促我向一扇大玻璃拉门走去。至此，我的岳父母仍未露面。

几个月来，我一直在为这次相见做准备。在玻璃门里柔和的灯光下，可以看到一个婴儿围栏。我将门拉开，一个8个月大的幼儿，长着一头乱蓬蓬的黑发，穿着一身耀眼的红衣服，正紧紧地抓住栏杆，瞪大眼睛抬头瞅着我。我把他抱起来。“嗨，迈克!”我说，“我是你爸爸!”他一脸困惑，不住地四周找阿尔玛。人人生活中几乎都会遇到这种事：三角争风。此刻，它发生在迈克尔?鲍威尔身上。

阿尔玛及其双亲约翰逊和米尔德里德设宴为我洗尘，我的小宝贝却继续从他的高椅子上瞪着眼看我。到该送迈克上床睡觉去时，这个小娃娃又受到一次震惊，他以前一直跟妈妈睡，如今却被打发到小孩床上去了。第二天早晨，我下来吃早餐。迈克正在高椅子里欢快地咿咿呀呀。可是一看见我就不作声了。这个人还在!他什么时候走？也许他永远不走了？一连串不安的想象。过了几天，他开始友好起来。这个大人无微不至地照看我，跟我玩，尽管我肯定更喜欢要妈妈，但也许他并不坏。这种状况眼下还得持续一段时间，直到陌生人和男孩变成父与子为止。

下一站是到纽约昆斯区埃尔迈拉大道与爸爸妈妈共度圣诞节。到那儿以后，迈克生病了，声音嘶哑，拼命咳嗽。我们赶紧把他送到离父母家最近的一家军队医院，圣奥尔本斯海军医院。接待我们的年轻海军医生对婴儿的经验似乎和我不相上下。我们认为是咳嗽，他看得却很严重，认为迈克患的是急性哮喘。他把迈克放到氧气罩内的婴儿床上，将一套应急气管切开器械放在迈克床侧，然后要求我们允许他在婴儿停止正常呼吸时使用这些器械这是什么意思？我想知道。医生解释说，他不得已时会切开孩子的气管并插根管子进去。难道他们要给我的小孩开刀？我这个丛林武士脚都吓软了。阿尔玛虽然也非常担忧，但还能保持镇静，理智地问了几个问题。她向医生解释说，孩子是母乳喂养大的，从来没用过奶瓶，怎么给孩子喂奶呢？医生建议我们回家放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