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凯斯特为两位上司——国防部长布朗和布朗的第一副手、五角大楼的第二号人物查尔斯?邓肯效力。邓肯虽然是民主党人，但却与共和党人关系很好。他的商业经历顶峰是可口可乐公司总裁。他很富有，而且集精明与魅力于一身。

还有一次，《华盛顿邮报》上刊登的一篇报道使布朗部长很气恼。他说这篇报道有欠公允，并说：“我要给他们的主编写一封信。”

“不要就这篇报道写信，”负责公共关系的汤姆?罗斯说，“你这样做可是正合他们的心意。他们就希望你这样做，好让他们的报道保持吸引力。哈罗德，你同猪搏斗，猪会觉得开心，而你却只会把自己的衣服弄脏。”布朗还是坚持要写信。“哈罗德，”汤姆接着说，“你就咽下这口气吧。千万别同那些满肚子墨水的人舌战。”

我坐在那里做记录，心中在想，如果说国家军事学院是我学习军事政治学的课堂，那么我现在就是做野外实习。

1977年圣诞节快到了，我给姐姐玛丽琳打了个电话。她和她的丈夫诺姆终于厌倦了纽约州北部的冰天雪地，从布法罗回到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去了，我劝他们到东部来过节。过去的一年中，我看到了父亲身上发生的变化。这位以前像个庄园主似的精心侍弄他那一小块土地的老人，如今更喜欢整天坐在屋里。这位以前可以同鸟儿们对话，把它们从树林里引出来的老人，现在却一连几个小时沉默不语。我觉得今年让全家人在埃尔迈拉大道团聚一番是个好主意。这个圣诞节过得很愉快，但是大家的话语却不多。有一点是很明显的：爸爸已由马戏团的领班变成观众了。

第十章在卡特政府的国防部(4)

两个月后，即1978年初，我回家陪母亲去看爸爸的医生。医生开门见山地说，爸爸患了肝癌，已经到了晚期，很可能活不到一年了。母亲接受不了这个噩耗。当只有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她哭得很伤心，劝都劝不住。这么久以来，她和父亲一直互相抑制着对彼此的感情，以至于看到这种深情的流露，使我颇感惊讶。由于爸爸的健康每况愈下，现在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要往返于华盛顿国家机场与纽约拉瓜迪亚机场之间。

4月22日是个星期六，我到埃尔迈拉大道去看望爸爸。这时他已经卧床不起，住在我原先的房间里。医院对他已经无能为力，所以医生们就让他回家了。他睡的那张床，对我来说是很有纪念意义的。那是我在西克塞尔公司工作期间用雇员优惠券买下的。它是我对我们家的家具所做的第一个重大贡献。梳妆台上放着爸爸永远不离身的两张照片。一张是玛丽琳中学毕业时拍的，一张是我在盖尔恩豪森当少尉时拍的。

当时妈妈和贝尔小姐（她仍然在我家寄宿）正在给爸爸换床单。他已经大小便失禁了。我非常难过。这位自尊心很强的人此刻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由两个女人给他换衣服，而他的儿子则站在门口望着这一切。在她们把他那赤裸的身体翻过来的时候，我母亲说：“你要看看他吗？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从未像现在这样把他的周身看个仔细。”我笑起来，妈妈也笑了，贝尔小姐忍不住也笑起来。这时，我看到爸爸的嘴唇也掠过一丝笑意。这一刻正体现了那种压抑不住的牙买加家庭精神：不论面对欢乐还是忧伤，无时无处不表现出幽默。此情此景，使我不禁潸然泪下。

她们把爸爸收拾干净，又拍了拍他的枕头，使它鼓起一些，最后又在屋内喷洒了空气清新剂。做完这些之后，两个女人便离开了，让我和爸爸单独呆在一起。我同他讲话，但是我讲完之后接下来却是让人难受的沉默。我只好不停地讲下去。最后，爸爸挣扎着要把目光集中起来。他想说点什么，我俯下身来。“科林，”他一面用手指指自己的头，一面有气无力地耳语说，“我这里已经空空的了。”这是我听他讲的最后一句话。到第二个星期六，他便去世了。这个对我的生活历程起了重要决定作用的人就此永远离开了我。

妈妈虽然因失去亲人而悲伤，但她节俭了一辈子，多年养成的务实性格并没有因爸爸去世而改变。我们处理了爸爸的全部家当，只留下他那辆1964年出厂的雪佛兰汽车。我问妈妈可不可以把它给我。妈说当然可以。于是便把那辆车给了我,我付给她40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