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章
我知道说话的是个老行家，是个跟革命前的绸缎一样滑溜的外交官。但是，我并未把多勃雷宁对我说的这些话自动先打上个折扣。回饭店后我把我所记得的每一个字都记录了下来。
3月1日，里根总统在布鲁塞尔同北约其他15个成员国国家元首会晤。正震撼着苏联的那些变化也动摇了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所有那些以往的假设。德国总理科尔——他的国家在一旦发生东西方大战时很有可能成为战场——要求进一步达成削减战术核武器（例如我们的射程60英里的“长矛”导弹）的协议。在美国国内，里根政府受到人民的压力，他们想知道，既然苏联的威胁已经减小，我国的国防开支按人均计算为什么仍要比一般北约伙伴高出将近3倍。
2月19日，我随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取道芬兰前往莫斯科，我们将在那里筹划拟在夏季举行的下一次首脑会晤。这时我与舒尔茨的关系日益密切。他是我所遇到的最杰出的公务人员之一，我对他知之越多，印象就越深。我钦佩舒尔茨不仅是因为他有智慧，还因为他坚忍不拔地想方设法为里根的理想注入实质内容。他和我，还有卡卢奇，每天早晨7点钟在我办公室碰头。我们3个人是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以相互竞争的政府系统的头领的姿态进行工作的。在政府里舒尔茨是唯一负责对外政策的部长，我总是要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明白这一点并始终支持他。
我们中途在赫尔辛基停留，下榻宜人的渔村饭店，以便先消除一下飞行时差造成的疲劳，然后再去见苏联人。舒尔茨盛情在饭店请我们一行15人吃晚饭，吃着吃着我们成了邻桌一批日本游客大感兴趣的对象。
我们散席的时候，日本人拿着相机围了上来。他们希望同名人合影留念。舒尔茨和我稍稍整了整仪表，不料日本人却围上了别人。他们想与之合影的名人是国务院公共事务助理部长雷德曼。雷德曼是每天在电视摄像机前向报界发布新闻的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人们由电视影像形成概念的时代，而真实在这些概念掩盖下黯然失色。后来我也看到这种失真现象在我们对外政策的审议中起着越来越多的作用。
第十四章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10)
到莫斯科后，我见到一位经历了冷战全过程的人物，他就是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各时代连任苏联驻美大使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多勃雷宁一定是软木做成的人物。他在前几代推行强硬路线的共产党政权中安然无恙，在现在的公开性和改革时代又成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高级顾问。我们到后，白天在昔日的沙皇宫殿、如今是外交部宾馆的一幢外交别墅内同多勃雷宁和谢瓦尔德纳泽讨论有关将要举行的首脑会晤事宜。
白天的会谈结束时，多勃雷宁悄悄走到我面前说，他想我们应该聊聊，就我们两个。他的司机开着吉尔车把我和他送到了莫斯科河对岸与克里姆林宫隔河相望的一座富丽堂皇的大饭店。过厅里空荡荡的看不到什么人，我问多勃雷宁：“这是什么地方？”“供大人物用的，政治局、克格勃。”他用悦耳的美国英语说道。我们乘电梯上到4楼，多勃雷宁带我走进一个包间。人们到苏联去通常不是为了享受美味佳肴，但是这顿饭却精美异常。服务员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动作干脆利落的俄罗斯女郎。
多勃雷宁一张大大的脸，面相开朗慈祥，态度和蔼可亲。我提高了警惕。“科林，”我们吃饭的时候他说道，“对这里的现状你必须有个了解。戈尔巴乔夫是我们自从列宁以后第一个治理国家的‘法家’。这一点比你所意识到的更重要。由官僚发号施令进行治理的社会运转不灵，因为这些官僚没有别的能耐，也没有改革的良策。戈尔巴乔夫正在努力使我国成为法制国家，不再由庸碌无能的党干部治理。”多勃雷宁接着指出，这位新领导人对军方的态度是前所未有的。“他把将领们都快气疯了。戈尔巴乔夫对他的将军们说道：‘你们对我说正因为美国人有这种那种武器，我们也非得有不可。为什么？我不想去征服美国人。所以请问，我们为什么需要有这些武器来保护我们的安全？’”多勃雷宁说，以前从来没有人对军方提出过质问，军方一向是要什么有什么。
他要求我试着站在他们方面看看苏联帝国主义是怎么样的。他说：“你们总是拿古巴来猛攻我们，古巴这样、古巴那样。你们知不知道是谁把古巴给了我们？是你们。奇$%^书*（网！&*$收集整理卡斯特罗是个革命者，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到联合国去，住在哈莱姆区的特里萨饭店。你们政府对他不理不睬，把他当贱民看。于是他投进了我们的怀抱。”
他继续说道：“你们不断在尼加拉瓜的事情上猛攻我们，但是，我们向桑地诺分子提供的支援只不过是够他们自卫用的武器，尚不足以用来骚扰邻居。以后你们再不会看到我们那么快就去参与别人的革命。”那样的日子正在结束，多勃雷宁接着说。那种使苏联花费了数以亿计的卢布，换回的只是些暴虐政权和使苏美关系恶化的对外冒险活动，以后不会再有了。
多勃雷宁说，戈尔巴乔夫希望的是使苏联国内稳定。新政府想要走向自由市场，但是这种转变不容易。“拿面包来说吧，我们为成本提供补贴，面包价格便宜到用酒糟喂猪还不如用面包喂猪合算。包装面包的塑料纸的成本比面包本身更贵。这种情况我们知道很荒唐，也知道不能再维持下去，可是已经补贴60年了，不能说停就停。那样我们真的又会发生一次革命。”他说，戈尔巴乔夫也试过提高税率，使国家多一些财政方面的责任心，“但是那样又有扼杀企业精神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