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此外，在太平天国活跃的江苏、浙江等地，清政府还想出新的名目：“罚捐”。也就是说，那些被迫为太平军服务做过“伪官”的人，依“官职”大小，捐银当罚，可免“从逆”之罪。
到太平天国后期，清政府为扩大财源，规定“捐输”不再局限于“银两”，银钱米面，豆草粮食，驼马驴骡，鸡鸭鱼肉，统统可以收纳，折银给官。也就是说，卖豆腐的石老二，只要天天给衙门送一车豆腐，连送一年下来，最后很有可能让他儿子石跃、石高兴弄个九品官，名义上也是政府“公务员”啦。
也甭说，积少成多，几年下来，“捐输”收入占每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要多。
至于“厘金”这种商业税，本来从米开始抽税，日后越来越“普及”，又有盐厘、茶厘、洋药厘、土药厘（洋药是进口鸦片，土药是国产鸦片）等等，最终形成了百货厘金。只要是货物，肯定要被抽“厘金”，政府还设有专门机构收取，名为“厘局”。所有厘金收入，悉充兵饷。
而后，这种制度推广至湖南、湖北、江西、四川，乃至全国。
“厘金”是指对商人货卖的商品按1％抽税，按月征之。由于当时兵荒马乱，盐引停运，关税难征，地丁钱粮也因战乱中的益蠲免措施收不上来。所以，“厘金”的抽取，保证了清政府短时期内的银两收入，可称是雪中送炭。
众所周知，清朝政府对于军费、赈灾等计划外开支，一般是靠捐输和库存银子来实现。但鸦片战争的爆发，基本耗存了清朝的库存银。捉襟见肘之余，太平天国又起，对清政府来讲，经济上极其困窘，可谓雪上加霜。
道光之前，清朝财政收入主要有三大方面：地丁、盐课、关税。一般年份支出和收入相抵，每年能有五百万两左右盈余归于府库。自道光末年起，各项收入大幅减少，军费激增，特别是江南地区遭兵之后，当地盐课、地丁基本收不上来，政府窘急至极，以至于咸丰三年夏天，国库中仅有存银两万出头。对于拥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大清朝，这点钱，太少太少。
打仗其实就是打消耗。太平军崛起广西后，清政府用于防剿的款项，仅1851年一年，就近一千万两白银，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五分之一有多。到了1852年，用于军事行动的费用已达两千多万两白银。清政府库银几空，开捐收入一年不如一年，各省之间东挪西支，勉强应付。南京陷落之后，清政府更是元气大伤，全国的财政制度体系面临崩垮的境地。
病急乱投医。自1853年起，清政府想出各种各样的“新奇”方法增加收入。大臣们主意不少，以左副都御史花沙纳为代表，要求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银票，其实就是多印钞票“救国”。反对者认为此议是“恃此空虚之钞，为酌盈剂虚之术”，不仅“病民”，最终“病国”。辩论许久，钱还是主要的，于是清政府只能用滥发通货的手段来“救急”。这种没有现货准备的“印钱”和滥铸新的铜钱、铁钱，只能使经济更加混乱，“通货”最后变成“壅滞”之货，造成“大钱出而旧钱稀，铁钱出而铜钱隐”，也就是不可避免地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更可笑者，清朝各地地方官员为救急，四处查矿，真所谓“临渴而掘井”。有人主张对鸦片开禁，征收高税以敛钱，实为荒唐短视至极。有人上书要求停发朝中官员的“养廉银”，开源节流，结果是碰个没趣。更有翰林院的“文豪”上书，要求政府在四川锦江打捞明末张献忠埋藏的千万两金银，把传说当成救急药方。甭说，在清廷谕令下，四川总督裕瑞果真带人掀袍撅腚捞了几个月。江底寻宝，茫茫无功。
想钱想到疯。清政府便把从前临时性“捐纳”，改为长久性的政策。捐纳，说明白一点，就是花钱买官做。捐纳，本为“捐输”，是士大夫出钱向国家“作贡献”，政府发个奖状委任状啥的名誉鼓励。后来，“捐输”买官不好听，就都叫“捐纳”了。由于急需钱用，清政府准许官爵“卖价”打折。1854年与1826年相比，卖价实际上已经打了六折。自1857年起，一改从前“捐纳”、“捐输”都用现银的规定，政府表示可以“半银半票”。“票”是指清政府发行的不值钱的“新钞”和“大钱”。想买官的人到投机钞贩手里低价购买银票和大钱，再去买官，自然便宜不少（千两银票，只花二百两多一点白银即可买到）。
后来，为了收取更多的钱，清政府又明示，除了可以花钱为本人买官爵外，限度再次放宽放阔，有钱人可以给自己亲戚“捐取”官爵，而且，政府简化办事手续，一手交钱一手交“官”（荣衔委任状），各省各军营粮台有北京发下的大叠大叠空白“部照”，收钱立填，顷刻而待，“当官”或让自己死去的老爹老妈姥爷姥姥“当官”，比现在照快相还容易，立等可取。
为了“竞争”，各省、各粮台竞相削价“处理”官职，卖货一样“招待”前来买官的“顾客”。好事者多，中国人又爱过“官瘾”，政府确实捞了不少钱。政府官职一般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二十千钱，九品；四十千，八品；六十千；七品；八十千，六品。想当时二千文换折一两银子，就是说花四十两银子就可当个“知州”（六品），“地市级”大员了，不可谓不便宜。如果“捐”银上万上十万的，“顾客”对政府的举人头衔、盐运使头衔，可以“自由”选择。州县上交捐银多的，清廷也加以鼓励，增加文学、武学定额以及中试名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