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梅森向后一靠，微笑着面对着三位困惑的质询者，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盒。

“有人想吸烟吗？”他问。

“我不知道，”海尔德简短地说，“我拒绝做官方的预测。”

梅森说：“我相信您在电话中说过您面临着一些压力。”

“是的。”

“压力，我想，是来自其他郡的司法机关吧。”

“是的。”

“这样的话，”梅森说，“我就不得不说我进入了一座属于爱德·代文浦夫人所有的房子。”

“等等，”海尔德说，“那座房子是爱德·代文浦打理生意的地方，而且……”

“恰恰是这一点，”梅森打断他说，“我要说的就是这一点。”

“我不懂您的意思。”

“你看不出来吗？如果你非正式地跟我谈话问我是否进入了爱德·代文浦在那儿的房子，我就会随意而轻率地回答说。‘当然了’，但是如果这是一个正式的会谈，你问我是否进入了属于爱德·代文浦所有的房子，我就不得不停下来考虑一下了，有很多因素我都得考虑进去。我不得不对自己说：‘我现在代表米日娜·代文浦，爱德·代文浦的遗孀。如果这所房子是共有财产的话，她在爱德死的时候就获得了它的全部所有权；如果这所房子是个人的财产，但是遗嘱把一切留给了米日娜，那么我的当事人也从爱德·代文浦死亡之时起，只需经过遗产执行就获得了它的所有权。’所以，如果我在一次正式的会谈上说我进入过属于爱德·代文浦所有的房子，那就可能被认为是我承认自己知道有份遗嘱，但是却怀疑遗嘱是否有效，或者被认为是，作为代文浦夫人的律师，我愿意承认那所房子不是共有财产。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检查官先生？”

“很明显，给您施加压力不仅仅是因为有人曾经不合法地、未被授权地进入了爱德·代文浦的房子，而是有人觉得爱德·代文浦死了，存在一种可能性——请别介意，检查官大人，我现在完全是在谈论给您施加压力的人的心理状态——有一种可能性是代文浦夫人与爱德·代文浦的死有关联。是这样吗？”

“恐怕我不应该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梅森先生。”

梅森温文尔雅地说：“根据我对法律的理解，如果一个人谋杀了另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不能从被害者那里继承任何遗产。您也是这么认为吧，检查官大人？”

“正是。”

“那么，”梅森说，“假如您问我一个有关对某项财产的所有权的问题——再进一步假设那是爱德·代文浦生前所拥有的财产，他在完全有效的遗嘱里把它留给了他的妻子，在正常情况下，财产权应该已经过渡到他遗孀名下。然后，请原谅我的直率——我在回答中暗示出当时那财产并不属于代文浦夫人，那么非常有可能某个人——当然并不是您，检查官大人。因为我知道您讲道德不会贪图这种小便宜——但是有的人，更为具有专业头脑的某个人，可能会使用我说过的话作为证据，表明我曾经承认过代文浦夫人有谋杀罪行，所以不能享有继承权或者是不能得到所有权。”

海尔德似乎有些困惑：“我明白你的意思，梅森先生，可是，我的上帝，你太吹毛求疵了，简直是把头发丝再分成几份。”

“如果你在你所提出的正式的问题之间设置了像头发丝那样细微的差别，”梅森说，“那么，当我认为这些头发丝还能再细分时，除了把它们分开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梅森的笑容令人根本没法发脾气。

海尔德说：“我希望你能非正式地回答我的问题，梅森先生。”

“那好，”梅森说，“现在问题就出来了。毕竟我是代文浦夫人的律师。我还不知道对她是否有刑事犯罪的指控，就我的理解可能会有，那样的话我就是在刑事案件里代表她的律师了。我也是代表她在她丈夫的遗产执行方面的律师，按推测那包括共有财产，可能还有一些别的财产。有一个丈夫的和妻子的关系问题，遗嘱确定了这种关系。不难想象，如果你此时从准备好的表格中向我提问，那么以后，你所提出的问题随时都可以被回忆起来，以原有的措辞予以重复，到那时候我现在所做的某些回答就可能会危及我当事人的利益。比方说，我可能会遇到她是否谋杀了她丈夫爱德·代文浦的问题。在当前的情况下，我想，这是可能的，是吧，检查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