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由此可见，尼克松这次回到白宫赴宴的心情。
此后，尼克松多次访问中国，几乎每次都受到邓小平的接见。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我们可以看到，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３１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尼克松的时候，高度评价了尼克松１９７２年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他是这样说的：
他们演奏的是同一支乐曲，就是我访问中国时听到的那支曲子。”显然，他很高兴与邓小平谈起他第一次打开中美关系之门的访问。
邓小平告诉尼克松：“你来的时候，我还远在长江的南边，在一个叫南昌的省城郊区的农机厂做工，得知毛主席请你来访问，我是很高兴的。”
７年前的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１１时２７分，尼克松是作为美国总统的身份，在中国的北京机场的跑道上，和中国总理周恩来一起聆听美国的国歌。那是自１９４９年之后２３年来，《美丽的阿美利加》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奏响。如今他作为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在美国的总统府和中国的另一位副总理再次听到这支乐曲，一样的旋律，两样的心情———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
众所周知，尼克松是以一个顽固反共的政客身份起家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是他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一贯本色。他成名于整肃美国国务院中无辜的较有进步思想的官员阿尔杰·希斯。包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毛泽东最喜欢的美国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等都受到过他的排挤和迫害。不论在台上或台下，尼克松始终是为美国统治集团效力的一名重量级角斗士。１９４６年，尼克松第一次当选国会议员，初登政治舞台。后来在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总统时，尼克松当上了副总统。以后几经荣辱兴衰，终于在１９６９年登上总统宝座，成为美国的第３７任总统（１９６９—１９７５），并于１９７２年赢得连任，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之一。正当他权极位尊而踌躇满志的时候，因卷入“水门事件”的丑闻，为避免遭国会弹劾，翌年他被迫辞职。
作为共和党的领导人，尼克松入主白宫后，感到苏联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在同苏联对话时，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尼克松深知没有中国，“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能的”。他希望与中国对话。于是他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带话给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而此时，中苏关系已经严重恶化，中美关系仍处于敌对状态。中国同样需要美国来扼制苏联。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曾于１９７０年的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著名记者斯诺夫妇，以此传达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而在这年年初，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驻华沙的中国大使馆内恢复谈判；８月美国宣布取消在国外的美国石油公司给过往的中国船只加油的禁令；到了９月，总统尼克松对美国《时代》周刊发表谈话说：“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１９７１年４月，毛泽东、周恩来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拉开了“乒乓外交”的序幕，以“小球”推动“大球”；７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随后宣布尼克松将访华；１９７２年２月，尼克松来到中国，并于２７日在上海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在告别宴会上，尼克松说：“今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建造一座跨越１．６万里和２２年敌对情绪的桥。”同时，尼克松还表示：如果他连任，将在下一个任期内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然而遗憾的是因为“水门事件”的发生，尼克松对周恩来的“五条秘密承诺”也成了空头支票，大大推迟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而据基辛格回忆说：毛泽东对轰动美国政坛的这一事件，是“根本无法理解‘水门事件’引起的喧嚣；他轻蔑地把这整个事件看成是‘放屁’。事情本身‘不过是芝麻大小，而现在却因此闹得翻天覆地。反正我们不喜欢就是。’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攻击一位成绩卓著的总统。”而在１９７６年的元旦，毛泽东在接见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朱莉·尼克松和戴维·艾森豪威尔时，仍然称尼克松为“总统先生”，并说：“我愿意叫他为总统先生，谁也管不着。”毛泽东还认为西方政治虚伪的很！就因为两卷录音带就可以让一位总统下台，岂不是咄咄怪事！可见毛泽东是喜欢尼克松的。
邓小平访美，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终于实现了。尽管尼克松当年的愿望没有能在自己手中实现，但中国人没有忘记这位奠基者。邓小平特别要求卡特总统请尼克松到白宫参加国宴见面，并在宴会的答词上说：
“我们两国曾在３０年间处于相互隔绝和对立的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在这个时刻我们特别怀念生前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开辟道路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我们也自然想到前总统尼克松先生和福特先生、基辛格博士、美国参众两院的许多议员先生和各界朋友所做的努力。”
而据当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回忆说：“宴会席上，尼克松坐在我的旁边，白宫的服务人员都热情地和他打招呼，这使我很感动。终席时，这位前总统请同桌的人在一张印有中、英文名的菜单上一一签名留念，说是要带回家给他的妻子帕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