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唔，这事儿去查一下，你们辛苦一下，再去巴拉坎走一趟。这回不必藏藏掖掖了，可以向干部亮明身份，但是请他们要保密。”
王松、徐佩丰二上巴拉坎，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见他们去而复回，先已意外，待到看了证件，更是吃惊。王松说：“我们这次来，对外名义仍是搞农业调查，但真正目的是想弄到马午生的脚印，最好是看一下他穿的鞋子。”
大队治保委员吃惊不小：“马午生，他怎么啦？难道真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问题现在还没能下结论，所以要调查。不过，他身上兜着疑团是肯定的。”
治保委员便让生产队长予以协助。生产队长说：“怎么查呢？
“伊塔事件”是苏联克格勃一手策划的，事先有为数不少的克格勃特工以“苏联侨民”、“走亲访友”的名义在伊犁、塔城等地进行秘密活动，对中国边民进行反华宣传，最后促成了这次事件。当时，在塔城“苏侨协会”当杂役的马午生，事先曾两次向我有关部门报告了他所知晓的关于该事件先兆的蛛丝马迹。“伊塔事件”发生时，边民外逃持续了三天三夜，许多人是全家外逃，有的村子逃得只剩下十几人。马午生的妻子在境外有亲戚，见同村有不少人外逃，便也动了念头，提出要全家越境投奔苏联亲戚。但马午生坚决不肯，结果其妻带着一对儿女扔下他走了。
外逃的人中，有的还赶走了生产队的牲口、大车，车上装着集体的财产。马午生见状，坚决阻止。他在北疆寒意十足的春夜里，光着膀子站在村口桥头，大叫着“谁要带走集体的财产就先把我姓马的杀了”，伸开双臂拦住大车。结果，他所在的生产队的大车、牲口一辆一口也没被外逃者带走。在阻止过程中，马午生被殴打成伤，但他毫不退让。
“伊塔事件”结束后，政府在处理善后事宜中，了解到马午生的表现。他受到了表彰，出席了公社、县和地区的先进分子代表大会，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文化大革命”伊始，每有外地红卫兵来当地“串连”，马午生总被作为“反修标兵”而去给他们回忆九年前“伊塔事件”中他的事迹。红卫兵送给他的《毛主席语录》、像章、袖章，积存在一起竟有满满一木箱。所以，马午生在当地，是一个积极进步的人物。这样的人，竟会有偷窃行为，自然令派出所长感到不可思议了。
派出所长介绍完马午生的情况，说：“为慎重起见，我建议你们还是认真细致调查一番为好，我们要对马午生负责。”
王松、徐佩丰同意这一观点，表示不会草率行事，更不会妄下结论。他们决定去巴拉坎大队深入调查，当然，无论以哪一方面来说，都不宜公开身份。因此，他们要求派出所方面予以协助。派出所长便把两人作为‘’县革委会农业组（即“文化大革命”前的农业局）工作人员”介绍给公社革委会，还真的陪王、徐过去了。王、徐也只能假戏真做，称是奉命下来调查农村社员科学种田情况的，想跑几个大队，先去巴拉坎大队，因为该大队的粮食亩产一直处于全县前茅。公社革委会哪知底细，当即出具介绍信，两人便赶到了巴拉坎大队，在大队部住了下来，开始对马午生进行秘密调查。
马午生这两天又不在家，他去红花峪走亲戚去了。”
“他家里有什么人？”
“他老婆孩子都逃苏修那边去了，就他一个人生活。”
徐佩丰说：“那倒好，我们正好去他家看看，总有留下的鞋子的。”
“可门是锁着的。”
由于有派出所长那番言语，王松、徐佩丰也真怕有人冒名顶替马午生在塔城行窃，所以他们先查事发时间马午生是否在生产队，查下来马午生果真外出了。
接下来调查两个问题：马午生是否真的奉派去采购桐油？他是不是完全文盲？结果，两个侦察员巧妙地从生产队长那里了解了以下情况：马午生确实是为生产队采购桐油，那是他自己主动向生产队长提出的，而并非受生产队所派。本来，这个季节不是给木器涂抹桐油的季节，木器上桐油应当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这一段时间里，但生产队长考虑到马午生是个“名人”，只怕他干活觉得累了，想弄桩外出差使轻松轻松，也就不便驳他的面子，于是就同意了。没想到从大队传来消息，说马午生在塔城行窃。次日，马午生从塔城回来了，出乎意外地却带回了十来斤桐油，他向生产队长叙述了自己在塔城遭窃后无奈而被迫行窃的经过，说返回时从吉也克镇上的一位朋友处借了钱，买来了桐油。生产队长虽然对他不在吉也克镇上采购桐油而非要舍近求远去塔城一举感到不解，但还是为他“出于公心而行窃”所感动，在家里杀了只公鸡请他喝了顿酒。至于被窃去的钱，那按照规定只好由马午生自己负担了，生产队长不能开“报销”之例。马午生没读过书，但他在部队里学过几年文化，其水平相当于小学四五年级，能看报纸，也能写写信。
王松、徐佩丰出于谨慎，没和马午生作正面接触，便返回县城向刘斯勋副局长汇报了情况。
刘斯勋听了侦察员的汇报，沉思良久，眨着眼睛道：“如此看来，这个马午生在唐家乙那里说厂假话，他所具有的文化水平应当是识得瓶子上所贴标签上的‘盐酸’字样的，他的塔城之行其实完全是为了盗窃盐酸。一个农民，如此迫切地要盐酸干什么？……唔，看来，有必要还要调查一下马午生是不是去7801医院行窃的那个人。你们知道他穿几码的鞋？”
“这个不清楚，为防打草惊蛇，我们没敢和他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