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傅索安没再说什么，招待所长离开后，她开始琢磨此举的用意。起初，傅索安以为又要派她去哪个国家搞情报了，心里隐约有些忐忑。但是，后来想想又觉得不对头：如果是搞情报，是不必看这类书的。自己已经是一个称职的、有过实践的特工，毋须研究这些纸上谈兵的玩意儿。那么，上面可能是另有用意了。什么用意？

会不会让她写一篇情报方面的文章，刊登在克格勃内部的工作杂志上？傅索安想到这里，头就痛了：她的俄语口语现在算是过关了，可以说得和苏联人一模一样，连俚语骂人话都精通。但是，对文字却没有把握，阅读还可以，写文章却是断断不行的。如果让她写一篇文章，那简直要从头学起，费时间耗精神，如今她已提不起劲儿来鼓捣这套玩意儿了。但是，克格勃纪律规定必须服从上级命令，她又不得不这样做。

这天晚上，傅索安是带着极端厌烦但又无可奈何的心情进入睡眠状态的。她没有想到，克格勃让她接触这些阅读物的用意，并非是要她写文章，而是委以别用。

次日，傅索安以为克格勃会来人找她谈写文章的事，但却无人前来。她百无聊赖之中，就从书架上选了一本书，坐在沙发上看起来。看到晚上8点钟，一本书已经翻完了，于是她又拿了一本。

第三天上午，傅索安正在看书时，传来了轻轻的叩门声，她以为是服务员，说了声“请进”，头也没抬，继续看书。傅索安听见门被轻轻推开了，却没有脚步声，而是飘进来一阵烟草味，她抬眼一看，不由自主地扔下书本站了起来，愣住了——门口站着一个五十多岁、身材高大的苏联老头，穿着一套烫得笔挺的克格勃呢军官服，佩着大校衔章。他，就是1968年7月17日找傅索安谈话并让她填写参加克格勃的表格的安德烈上校！

中校和她谈了许多“马列主义”、“苏维埃革命”、“热爱苏联”之类的大道理，最后说：“我们认为，在最近几年克格勃招募的外国特工中，你是一个优秀分子，你身上具有着一个优秀特工人员的天赋，因此，我们很想把你培养成一个特工专家。我代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向你提出殷切希望，愿你时时处处以特工事业为重，以保卫苏联的国家安全为己任，摒弃那些不必要的杂念。傅，你能做到吗？”

傅索安点头：“是的，我应当做到！”

中校站起来跟她握手：“我们期待着你更多的实际行动。”

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傅索安感冒了。她没当回事，仍旧独自外出去附近公园散步，中午还在公园的餐厅里喝了不少酒。但是，可能是受了寒气的原因，当天晚上她就咳嗽了，次日吃了药，仍不见效，并且开始发烧。她下榻的是克格勃对外谍报局的内部招待所，只有克格勃成员才能入祝眼务员显然不清楚她具体是什么角色，但是“自己人”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发现她生病后立刻向所长报告了。招待所所长是个体重百余公斤的胖女人，难为她还穿着一套克格勃的校官服，佩着少校衔章，闻报后像头大笨熊似地走进了傅索安的房间，问长问短一番后，让服务员给傅索安量了体温，然后说：“你必须去医院！”

招待所长给不知什么地方打了个电话，只隔得十余分钟，一辆救护车就已经呼啸而来，停在楼下。傅索安被送住位于马特洛索夫大街的克格勃医院，经诊断是患了大叶性肺炎，立刻住院治疗。

傅索安愣过之后，朝门口走去，边走边笑。安德烈走进房间，开口道：“是你吗？傅—索—安！”

傅索安如两年多前一样，冲安德烈深深鞠了一躬：“您好！尊敬的首长。”

傅索安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星期，疾病倒没给她带来多大痛苦，难熬的是寂寞和空虚。她原以为玛莎以及在莫斯科的那几位苏联同学获悉她患病住院后（上救护车时她关照招待所长给他们打电话的），会来医院看望她并且陪她聊天的，她一直等到出院也没见这些人的影子。后来知道，那些和傅索安接触的同学都被克格勃有关部门找去谈过话，警告他们不准搞小集团，所以这些人吓得一个也不敢来医院看望傅索安。

傅索安独自躺在病榻上，医院规定不能阅读书报，也不能看电视听广播，当然更不能喝酒，这样，她只有静思默想。好几次，傅索安想到父母、弟妹，想到了家乡，寻思今生再也难以见到，不由得一次次潸然泪下，抽泣不已。

傅索安人院后的第十五天，招待所派来两名服务员，驾着一辆轿车来接她出院。胖胖的招待所长在招待所门口迎接傅索安，见她下车，迎上来和她握手，并送上一束鲜花：“亲爱的傅，祝贺你这么快就恢复了健康！”

傅索安还是住原先的那个房间，她进去后不无惊奇地发现里面多了个金属书架，上面放满了俄文版、英文版以及台湾印的中文版的《情报学》、《情报理论研究》、《情报心理学》、《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特工谈如何获取情报》、《情报特工实践》、《我的情报特工生涯》等关于情报学的书籍。傅索安一个愣怔后，问道：“这是谁布置的？”

招待所长说：“这是昨天局部派人送来的，说给你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