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其实蔡元培的业绩不只是办好了一个北大。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他担任教育总长。那个教育部连他自己在内只有三个人：总长，次长和一个秘书；而且堂堂教育部连办公室都没有，借了别的部的两间房屋办公。但在这样的简陋条件下，蔡元培制订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和政策，迅速把中国的教育从近代推向现代。延续到今天的，别的不说，只说最常见的一个名称——学校，就是蔡元培1912年下令废除“学堂”称呼，以“学校”代之的。

这位杰出的教育家获得了广泛的尊敬。民国人物评价上，海峡两岸都没有分歧、一致肯定的人，好像只有两个，一个孙中山，一个就是他蔡元培。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去世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推他为“万流景仰，高年硕学”；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称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而且在今天，有出身北大的著名“愤怒青年”频频弑父审母，但在“铁屋中的呐喊”里只要一提起昔日蔡校长，立马换了五体投地、恨不当年受教的情状。

蔡元培获得各集团、各阶层、各时代如此令人高山仰止的评价，我们在崇敬之余，也许会偶尔想到：他更多的不是做为学者，而是做为领导者、管理者而流芳。学者只面对知识、观念、精神世界，爱惜好自己的羽毛，保持一个道德完美的形象，虽然困难，但未必肯定不能；而领导者、管理者天天和现实人事打交道，在复杂的社会和污浊的权利场中周旋，经手那么多的事，真的能够做到“万世师表”而无可指摘吗？

从对待爱因斯坦和对待冯省三两件事上，我们看到了一位博学、崇高人物在社会现实前不能免俗、让需要偶像者心情复杂的一面。

1922年11月中旬，爱因斯坦去日本访问，在上海作短暂停留。就在到达上海的那一天，11月13日，他收到荣获该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正式通知。

郑振铎此举明显地是想矫正新文化运动中人们对林纾的“不很公允”的批评。

1925年3月，刘半农在《语丝》上发表《自巴黎致启明的信》，信中提及林纾，说“后悔当初之过于唐突前辈了”。

新文化运动的“带头大哥”胡适，于1926年在《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中说：“我们这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

遗憾的是，这些尊敬和赞美来得太晚、太无力了。他们认识到林纾在历史上的形象和评价是不公正的，但林纾已被他们的“策略”和时代的激进塑造成了“小丑”，牢牢刻在人们的印象中，再想改动这一页，该有多么困难。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多少人寄予深挚期望的“汗青”，本身竟如此暧昧不清。

第二天，11月14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安斯坦（即爱因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的文告宣布：经多次联系，爱因斯坦将于新年初来北大讲学！师生闻讯，顿时一片欢腾。

那时中国的自然科学极其落后，北大师生盼望能有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来校讲学；而谁是第一流的科学家，多数人还不甚了了。1920至1921年间，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在北京大学做哲学专题讲演，罗素在这期间反复说：“要论现代最伟大的人物，那就只有两个，一个是列宁，一个是爱因斯坦。”将爱因斯坦与列宁相提并论，这个振聋发聩的讲座使中国知识界“从罗素来讲演后，从此无人不知相对论”。爱因斯坦成为中国学界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名字。

在1920年，蔡元培就与爱因斯坦接触。当时在德国访问的教育部原次长致电蔡元培，说爱因斯坦有意来中国讲学，北大能接待否？蔡元培立即回电表示欢迎。但后来因爱因斯坦“一时不能离德”而未能成行。

对爱因斯坦和对冯省三：蔡元培的厚道与不厚道(1)

要问谁是对民国教育事业贡献最大的人，我想应该是浙江绍兴人蔡元培。如果说孙中山是民国之父，那蔡元培就是中国现代大学之父。

1917年到1923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任期间，他把这座高校办成了“包罗百家，囊括大典”、拥有全国最前沿智慧、集中全国最精华学生、对整个国家都起了巨大引领作用的中国第一学府。[奇Qisuu.Com书]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五四运动这两件永彪民族史册的大事，都策源于北大，以北大为主力，这是中外大学罕有的骄傲。

蔡元培之所以能在办学上有如此作为，首先是因为在那个新旧交替之际，他的“资格”无人能取代：文化上，他是前清进士、翰林、编修，又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研修哲学、心理学、美术史；文化遗老服气他，青年新锐也拥戴他。政治上，他是反清光复会的元老，民国成立后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不管用什么来要求，他都是无可挑剔的。

蔡元培积累下这样的完美资历，仿佛就是为执掌北大而准备；民国创立后基本荒芜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就等这样一个人来开拓。不可质疑的资历，加上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开阔的胸怀，他让大学精神一度照亮了整个民族，也成就了北大足以吃到今天的丰厚老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