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二个插曲是主审此案的钦差大臣，刑部尚书郑敦谨，事竣应该回京复命，哪知一出江宁，上折乞休，不待朝命便即挂冠归里。所为何来，值得一谈。
原来清朝的刑部，在咸丰年间由肃顺重新建立了权威，戊午科场案，肃顺力主杀大学士俊。当勾决时，文宗提笔踌躇，大臣震栗失次，但在御案前肃顺坚持非杀不可。文宗乃含泪下笔，刑部汉尚书赵光，捧着“驾帖”，哭到菜市口，以为必有恩命，泰然不以为意的俊一见，顿足长叹，知道老命真个不保了。
吁嗟乎，世间怪事无不有，龙城柳，出匕首。”
《十朝诗乘》又记：凶犯就获，讯之无确供。或谓马本回族，既贵而叛之，故彼族挟憾以逞；或疑穷交蓄怨，相伺已久，迫而出此，又或谓马掳其妻，遇害某姬亦自缢死。究皆臆测之论。周荇农阁学，初闻流言为赋诗云：“一昔狼星殒石城，扶风恶耗使心惊；虎牙未听呼来歙，犊鼻翻令误马卿；磨刃廿年胎祸水，饮章万口溢冤声。诸公莫作元衡例，斟酌崇祠与易名。”嗣晤勒少仲河督（方），知其说全诬；又赋一诗云：“人事百年真出世，谁知定论死犹无，重臣已被元衡祸，谤语几罹永叔诬，泣到遗民知惠政，荐从贤相识通儒。流言惑听惭非智，况是千秋被史愚。”其时少仲同在江南，所言自堪传信。
周荇农名寿昌，湖南长沙人，久负文名。第一诗惑于流言，故结尾有“斟酌崇祠与易名”的主张，竟欲撤马新贻的祠堂及褫夺“端愍”的谥号。及至由勒方口中得悉真相，自陈“流言惑听惭非智”，为马新贻辩白，以欧阳修与甥女有暧味之诬相比，而感慨盖棺论定之不易。这种勇于改过的修养，很可佩服。李慈铭先与周寿昌交好，后来颇有讥刺，中间又弃旧嫌，而在周死后十余年，忽又批评他的诗不好。三翻四覆，其人品实不如周。
如上所述，勒方能为马新贻辩诬，且足以令周寿昌信服，可知马新贻行事，原本无暧昧之处。乔松年与马新贻在安徽巡抚与藩司，关系甚为密切，可说无三日不见之时，对马新贻的公私生活，应该相当了解，而竟有“歌场写真”之语，倘非挟私嫌故为诬蔑，则此人之浅薄无知识，亦就可想而知了。
与乔松年相反的是，当时的安徽巡抚英翰，他对马新贻之被剌、被诬，表现得很够义气，曾经函请上海道涂宗瀛查禁“刺马”一剧，又奏请为马新贻在安徽建专祠，凡能安慰死者及其家属者，无不悉力以赴。可是，最要紧的一事，也就是找出“主使人”来，始终未能有结果。郑敦谨终于在顾全大局这一万分无奈的苦衷之下，屈服于现实之下。定谳后有一道上谕：兹据郑敦谨、曾国藩奏：复审凶犯行刺缘由，并无另有主使之人，请将该犯仍照原拟罪名，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各等语。此案凶犯张汶祥，以漏网发逆，复通浙江南田海盗，因马新贻在浙江巡抚任内，戮伊伙党甚多，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呈控未准审理，其在新市镇私开小押，适当马新贻出示禁止之时，心怀忿根，竟敢乘间刺害总督大员，实属罪大恶极。既据郑敦谨审讯确实，验明凶器，亦无药毒，并无另有主使之人，着即将张汶祥凌迟处死，并于马新贻柩前摘心致祭，以彰国法，而慰忠魂；其子张长幅着照所拟，按例惩办。该故督公忠体国，历次剿办海盗，歼除积年匪首，地方赖以安靖，讵以盗匪遗孽，挟仇逞凶，仓猝殒命，实堪悼惜！前已有旨，将马新贻照总督例赐恤入祀贤良祠，着再加恩照阵亡例赐恤，并于江宁省城建立专祠，用示笃念荩臣，有加无已至意。
第一章劳劳行客去何之（1）
案子是定了。事前事后，有好些插曲可谈。第一是张汶祥始终以“英雄”的姿态出现，而受到的优遇，可能亦是从无一名这样的要犯所享受过的。在狱中睡卧则高铺，食则盛馔。据说还经常有钓鱼巷的土娼，入狱侍寝。过堂时，百姓夹道围观。养得白白胖胖的张汶祥，洋洋得意，旁若无人。这种情形，对马新贻家属的刺激，真可说是椎心泣血，因此，对于张汶祥的报复，亦极惨酷。
行刑的地点在江宁城北小营。“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毕竟不是真的谋反叛逆，即令真是此罪名，至多亦不过由臬司或特派道员监斩，而这天监斩的，竟是“钦命两江总督部堂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曾”。很显然的，若非“老帅”坐镇，李逵闹江州的故事，就可能在江宁重演。
一说监斩的是浙江候补知县，马新贻的四弟马新佑。此是必无之事，不过因为有“摘心致祭”之旨，所以马新佑特为打造了一把铜钩，以备摘心之用。又通过首府、首县的关系，要刽子手就拿这把钩子作为凌迟的工具。凌迟俗称“剐”，苏州妇女好以“杀千刀”骂人，又谓之“千刀万剐”。传说中有所谓“鱼鳞剐”，即以一张渔网紧包半裸的犯人，使其肌肉突出，即就突出之处脔割，这是没有的事。凌迟大致亦是象征性的，但据说手法极难，首先下手之处是眉上额头，割皮两片勿使断，下垂覆住眼睛，然后在两乳之处片皮。如果犯属花了钱的，刽子手不知用何手法，在心脏部位下刀致命，即可免除痛苦。如是共为八刀，方始枭首，故凌迟谓之“扎八刀”。
马新佑要求用钩子钩起张汶祥的肌肉，然后下刀。行刑那天，自辰至未，也就是从上午八点割到下午两点，方始毕事。据说张汶祥始终未哼一声。事实上是早就不知用何手法结束张文祥了，刽子手所凌迟的，只不过是一具尸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