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作者认为，凡主张“言论自由”、“军队国家化”、“自由教育”，批评“总统个人”的，一概“荒谬绝伦”。是“共匪的帮凶”，目的：“毁损国民党的声誉”，“打击政府的威信”，“便利共匪间谍活动”，“造成友邦恶劣印象，减少援助。”

散播毒素思想的有哪些人呢？他们是“长居国外的所谓知名学者”，在野党分子，“所谓自由主义者”，“失意的官僚政客”，“好出风头的所谓政论家”，“不满现实人士”，“盲从附和分子”。[11]

（5）要求党内和军中刊物，针锋相对，予以驳斥批判。

（6）动员力量，策动反击，以口头宣传，耳语运动，读者投书等方式，使“人们在心理上，产生一种极恶劣的印象，由不相信他们的滥调，进而反对他们的滥调。”

（7）暂时不攻击刊物及个人，只攻击“毒素思想”。[9]

一九五七年一月，长达六十一页的《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在军中发行。

细读全文，除了被国民党奉为暮鼓晨钟的陈腔滥调，了无新意。其观点的幼稚，逻辑引证的牵强，一眼可以认定，是王升之流的手笔。何以国民党人如此惊惶失措？其道理相当明显。《自由中国》的言论，象把利刃，直穿心脏。经国一向扮演孝子忠臣的双重角色，“英明领袖”、“人类救星”的神化形象，岂容雷震等人任意破坏。在经国看来，这是“勤王”“卫道”之战，“对敌人的宽恕，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文章霸气十足，强调国共斗争是“思想对思想的战争”，但又把人的大脑禁锢为一种固定的程式，信共产主义当然不许．个人自由民主不许，违背领袖的意旨

不许，也就是说，任何人的思维活动，仅限于钦定的范围。

官方定下十项准则，[10]细看内容，拉杂零乱，大都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十条框框。实行起来，除了忠贞的党员，任何人将难免有带帽子、挨棒子的危险。

文章说，思想战场，“始终有激烈的战斗”。胡适《向政府争取言论自由》一文，和吴国祯“公然叛国”，是两个重大战役。妄指胡“破坏团结”，搞“分化”阴谋，“为共匪特务打前锋”。吴使用“共匪”的策略：“挖心脏，钻空隙”，离间“领袖与干部的关系”，“政工人员与部队长的关系”，“救国团与教育界的关系”，“情报人员与民众的关系”。

旋又自我吹嘘地说：“检讨以上两个战役，使我们认识思想战取胜的条件就是以思想对思想，谁的理由充足，谁的理论正确，谁能获得大多数人的同情，就是谁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