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0章

49年3月，“北平和谈”拉开了序幕，但双方心里都明白这不过只是个幌子而已。共产党那边说“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国民党这边喊“积极备战，周旋到底，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大家其实都知道“长江防线”形同虚设，那道“天险”根本靠不住，于是就开始做下一步的安排。

3月中旬，谷正纲从奉化回到上海，他已经得知俞季虞遇难身亡的消息，于是就建议蔡智诚离开上海到福建去。

一方面，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丢失了大片的领土，东北、华北和华中的工业基地和农村税源全部落入了共产党的手中，财政收入急剧减少，而与此同时，北方的难民大量涌进南方城市，原本在“全国范围”发行的金圆券也全部聚往日益萎缩的国统区，此消彼长，政府调节金融收支的能力大大降低。另一方面，战场上的失利造成了老百姓的心理恐慌，政客间的内讧和争权夺利更使得民众丧失了信心，国民对政府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货币也就失去了储蓄的功能，于是，任何人都不愿意让钞票“砸”在自己手里，所有的金圆券全部上市流通，这就给原本就濒临破产的经济环境造成了致命打击。

在蔡智诚的印象中，49年的这场金融灾难是从2月份开始进入高潮的，那时候正值平津解放、李宗仁上台，国民党财团不支持桂系、共产党方面也不给李宗仁面子，新一届政府又没有表现出政治和军事上的过人之处，经济崩溃也就成了理所当然。但49年的这场灾难和44年、45年的有所不同，抗战后期的市场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物资匮乏，那时候用法币买不到的东西、用银圆同样也买不到，而49年初的社会物资总量却并不算很少，只是都被囤积了起来，老百姓宁愿以货易货也不相信钞票，市场上的价格暴涨也仅仅是针对金圆券而言，如果用银圆购买大米或者布匹，比起48年不但没有涨价反而还降价了。

那时候，商铺和饭馆既想囤积货物又不能不做生意，所以对顾客十分挑剔，倘若抱着金圆券进馆子，老板只肯卖一碗饭，如果把袁大头拍在桌面上，鸡鸭鱼肉立刻就端了上来。最倒霉的是那些放高利贷的，缺德人遇上了更缺德的社会，两下子就被整破产了，真是恶有恶报。

蔡智诚的薪水是现大洋，市面风波对他的影响不大，但事实上，能够象他这样“潇洒”的人物毕竟是少数，有更多的百姓在这场金融灾难中饱受痛苦。普通市民除了以货易货之外就难以维持生计，大批的学生、教师和基层工薪人员沦为饥民，最不幸的还是那些从外乡来的逃亡者，颠沛流离、无依无靠，腰包里揣着的全都是废纸，那才是真的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1949年3月，南京李宗仁政府终于派出了“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解放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团员黄绍竑（后任全国人大常委）、劭力子（后任全国人大常委）、章士钊（后任全国人大常委）、李蒸（后任全国政协常委）、刘斐（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这其中，张治中和劭力子是“主和派”，黄绍竑和刘斐属于桂系，章士钊和李蒸是社会贤达，连一个能够代表蒋系和粤系的人物都没有——所以别说是谈不出结果，即便能够签订个什么协议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很难得到执行。

当时，李宗仁已经表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八项主张”，因此所谓的谈判不过是把“无条件投降”改为“有条件投降”。桂系政客期盼的无非是两条，一是把“惩治战犯”的力度降一降，二是国民党交出政权，但解放军不要过江。共产党显然不答应第二条，谈判还没开始，新华社就表明了态度：坚决粉碎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并且说解放军打过长江轻而易举，夺取全国胜利的步伐不可阻拦，共产党不但政治要过江、军事也要过江，国民党不仅要交出政权还必须放下武器，可选择的出路只有两条，不是北平就是天津……

那时候，上海的广播公司多如牛毛，一两百个频道的信号互相干扰，收音机里各种声音乱七八糟，不动旋钮就能窜出四五个台来。几乎所有的电台都有“时政评论”，有的说“完蛋完蛋没救了”，有的说“不怕不怕，我们有无敌的空军、我们有忠诚的海军”……说着说着，海军最大的重庆号军舰就起义了，电台里只好又说“不急不急，陆军还有江阴要塞，海军还有第二舰队，当年八百壮士能在四行仓库坚持那么久，现在守住长江更没有问题”。

但蔡智诚知道长江是守不住的，这不仅是因为国民党的兵力不足，也是因为高层长官根本就没有守江的决心。

从历史上看，长江最重要的防御地带应该在南京上游至九江河段，这个地域一旦被突破，不仅安徽江西立告失守、江浙腹背受到包抄、湖南广东面临威胁，而且整个华南也被切成了无法顾及的两半。反之，如果守住了这一段，防守方可以保持较厚的战略纵深，攻击方在东西两端会受到较大的制约，战局就还有可期盼的余地。但现在，白崇禧把主力收缩到湖南广西，只求保住桂系大本营；汤恩伯把兵力集中在南京下游，仅图维护上海一隅；而广东方面则希望把海南岛变成台湾第二，宁愿去香港也不愿守长江……结果漫长的“江防要地”只留下几支杂牌弱旅在装腔做势，共军岂有不“轻而易举打过长江”之理？

（PS：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的百万雄师正是从江阴至九江段突破了长江天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