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3章 一万年太久

黄子澄振振有词地道：“燕王素来恭谨，并无不法之事，要寻他的岔子，何其难也；况且燕王两次出塞，均有战功，如今无罪而削，如何服众？朝廷赏惩俱应有道，无过而罚，岂是圣天子所为？燕王实力虽强，目前未见反迹，贸然削之，难挡天下悠悠之口啊。”

正由于这些地区富裕，百姓们有钱送子女读书，这里出的读书人最多，相应的在朝为官的人也最多，因此朱元璋健在的时候曾经做过规定：苏州、松江等江南地区籍贯的官员禁止到户部做官，因为朝廷反腐的几桩大案中，“户部胥吏，尽浙东巨奸，窟穴其间，那移上下，尽出其手。且精于握算，视长官犹木偶”，朱元璋担心他们把持财政，偏私家乡，从而牺牲朝廷的利益。

齐泰虽也是个文人，毕竟是掌过军的，略略懂些军事，听了老友这番愚腐之见，便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燕王为诸王之长，且实力最为雄厚，除掉燕藩，其余诸王必然丧胆，岂敢再生不臣之心？此乃一锤定音之举！”

现在朱元璋死了，朱元璋洪武，朱允炆建文，从这年号上就可以看出，他想反其道而行，创建一番与乃祖不同的伟业，这些官员便蠢蠢欲动起来，在朱允炆面前大谈江南重赋，致使百姓如何苦不堪言，民不聊生，请求皇帝开恩，减免江南税赋。

黄子澄则认为，正因为燕王久居北平，军中有许多部属，如果轻率拿他动手，风险便更大，不如对燕王先作安抚，同时剪除他的羽翼，从其他诸王下手，待诸王都被削掉，最后只剩下燕王一个光杆儿，他孤掌难鸣，朝廷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他擒获。

这时候，一位颇受朱允炆欣赏倾慕的大儒来了，此人就是方孝孺。

比如此刻，继鼓动皇帝撤消了大批盐茶税司、刑举衙门之后，以江浙籍官员占主体地位的朝中官员们又打起了田赋的主意。

两个人各持己见，争执不下，朱允炆是个没准主意的，只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他的心中也是左右摇摆，难以决定。就这么争了好几天，两位书生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一副秀才造反的模样，大有争论三年也难做定论的德性，谁也说服不了谁，朱允炆夹在中间，就像个受气的小媳妇儿，终究是拿不出个准主意来。

几位江浙籍官员围着朱允炆，先恭维吹捧了一番建文称帝后的新政如何气象一新，如同甘露，普天下臣民如何欢欣鼓舞的屁话，说得朱允炆眉开眼笑，真当自己是人间圣君了，这话题便绕到了江南税赋上面。

齐泰只想直截了当削藩成功，而黄子澄考虑的却多，他是既想削藩，又想削得理直气壮，不损皇上清誉，往好里说，这叫十全十美，鱼与熊掌兼得，往坏里说，这就是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了。

要知道江南重税其实也是有区别的，那里的民田税赋并不高，税赋高的是官田，这也符合自古以来一直的规矩，但江南恰恰官儿最多，江南的官田比例也极高，这笔账算下来，关乎他们家族的切身利益就极重了。内中详情朱元璋是知道的，所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提减免江南税赋，朱允炆却不知道这些情形，听那些官儿们说的在情在理，不禁连连点头。

诸藩之中，燕王朱棣年纪最长、威望最隆，久居北平，如今虽剥夺了他的军权，可军中还有他的许多旧部，一旦他因皇帝削藩而暴起反抗，必定酿成极大祸端，所以既要削藩，就该先从燕王下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率先解决这个最大的威胁。燕王只要被削，其余诸藩便难成气候。

侍候在建文帝身边的小付子正在为皇上斟茶，听这些官儿说的情形如此凄惨，未免有些太过夸张了，忍不住插了句嘴道：“江南鱼米之乡，稻米一年两熟，却和川陕云贵一般缴粮税才叫公平么？如果苏州松江的百姓都如此凄惨，那川陕云贵地区的百姓岂不早都饿死了？”

齐泰认为，阻止诸藩进京奔丧，收缴诸藩兵权一事，虽然诸藩都遵旨行事了，但是对皇帝这两道举措，诸藩王心中都难免有些猜疑不定，杯弓蛇影，此时朝廷只要稍有动作，就会让诸藩明白了皇帝的真正用意所在，难免就会有人狗急跳墙。

一位御使闻言大怒，厉声呵斥道：“大胆，内宦阉人，也敢妄议朝政？先帝在时，谁敢如此，你欺我皇上柔弱么？”

江南苏州、松江、湖州、嘉兴四地的税赋，是高于其他地方的，因为这些地区最为富裕，当然，也有人说，朱元璋把这四个地方的税赋订得特别高，是因为这里曾是张士诚的地盘，朱元璋恼悔江南百姓拥戴张士诚，所以立国之后予以惩戒。

黄子澄诡谲地一笑，说道：“先将燕王左右羽翼削去，到那时，他左右尽是朝廷兵马，你道他还能翻起甚么风浪来？如果那时他真反了，岂不正好授人口实？大义在朝廷一边，我们出师有名，可不正好名正言顺地除掉了他！”

不过朱元璋只有一隅之地的时候，天下四分五裂，各有其主，要依着这说法，那几乎每一股势力、每一支义军、包括北元朝廷，当时都有他们的根据地，朱元璋要惩戒、要罚重税，似乎除了他自己当初拥有的那片地盘之外，处处都该收重税了。

齐泰道：“若逼反了他，奈何？”

而且，明朝赋税极低，不管是田税还是商税都是三十税一，苏州、松江等富庶地区的重税是相对于这个普遍税率而言的，以上四个地区，一直都是江南乃至整个天下最富裕的地区，要说这“重赋”重到了这些地区无法承受，阻遏了地方经济发展，却也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