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大肚猫一听，赶快说，“我去查看一下。”

突然一个鬼祟的身影在大门外闪了一下，就不见了。

我整个神经束都竖起来，陡然站起，跑到大门前，看清楚：那是老邻居王眼镜。她比记忆中更胖，背倒伸得直直，下着石阶，步伐不太灵便，算起来她也该有七十岁了。

她来干什么？

王眼镜住在同街的八号院子，灾荒年在一个厂子修建队管秤，将母亲抬的河沙故意倒掉，还压扁箩筐，欺负母亲，没收母亲的临时工证。王眼镜后来调到地段居委会当主任，不时把母亲当成一个道德败坏的分子处理，给母亲小鞋子穿，拿捏母亲，因此年年得先进。我们一家子见着她都怕怕的，尽可能绕道或躲远，生怕她找碴儿。若她找到碴儿，母亲就得到居委会和派出所背书、写检查，遭到好些人训斥。母亲最怕派出所那个年轻户籍，他惩罚母亲与众不同，他在母亲的档案里添文章，说是要和母亲做临时工的单位领导一起来做母亲的思想工作，母亲为此掉了好几次工作。王眼镜常常出现在我小时的噩梦里，甚至我长大成人，照旧做她惩罚我站在雨中被淋得一身湿透牙齿打战的梦。哪怕我出国，回家探望母亲，经过八号院子，王眼镜瞧见我，也一样开骂：“烂私娃子！你这破鞋养的家什，成了作家，得啥子哈巴意！”骂一声往地上吐一下口水。

那是我第一次与母亲那么近。母亲带着我风里雨里不知走了多久，最后精疲力竭地站在山岰上，终于看到船厂熹微的亮光。工人的集体宿舍在半山腰上，一共六幢，50年代的红砖简易楼房，三四层高。我们走进第三幢，楼梯上全是灰，墙灰剥落，露出涂了一层覆盖一层斑驳不均的油漆，新标语遮住旧标语，门窗破破烂烂。在二层靠左端里的一个房间，母亲拿出钥匙，开了暗锁。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靠右墙有两张单人木床，挂着发黄的粗布蚊帐，左墙只有一张单人床，搁着旧木箱，边上还有一个小桌子，铺了塑料布，搁了些杯子筷子之类的东西，依墙有一根铁丝，挂了几根毛巾和洗的衣服。母亲的床靠窗，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我睁开眼到处看，想把母亲离家在外睡觉的地方记在心里。母亲倒了暖水瓶的水，把我周身上下擦干净，换上她的一件干净衣服，把我塞进被窝里，顺手关掉头顶扎眼的日光灯。她把我的脏毛衣裤子袜子放在盆子里，蹲在地上洗起来，窗外路灯余光打在她脸上，母亲看上去很美，很温柔。

我马上就睡着了。

睡得很香。爬起来一看，母亲没在床上，我找遍船厂，也没她的影子。我大哭着叫妈妈，醒来，发现是一个梦。可是母亲不在房间里，月亮透过乌云堆，孱弱地从窗外照耀下来，这小房间变得阴惨惨，更加冷飕飕。我躺在母亲的床上，害怕极了，关严蚊帐，不敢拉亮灯，也不敢叫。旁边的单人床，罩着蚊帐，却始终没动静。没一会儿，母亲提着两瓶开水进来，她走过来，掀开蚊帐看看我，用手把我脸上的泪痕擦掉。我马上放心地闭上眼睛继续睡。

那是母亲吗？母亲一向对我蛮横、出奇冷淡，似乎她脸上总挂着一串冰柱子，与我隔阂，是前世后生都不可改变的，像一个后妈，不像别人的母亲那么宠爱孩子，呵护有加，表示亲热。

面对母亲的关爱温柔，我反倒不习惯了，认为自己在梦里。

有一次国外一家电视台拍我回家探亲的电视片，整条小街都得扫入镜头。王眼镜坐在八号院子天井矮木凳上吃饭，她松掉铁链，唆使她的大黄狗来咬我们，阻止拍片。导演看不惯，出来打抱不平，被她一碗稀饭扣在头上，义正词严道：“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你再来几个洋威风，我王母娘娘照样不信玄！”

电视片里留下了王眼镜的一个形象：她灰白头发，戴一个棕色镜框的近视眼镜，手举着筷子，嘴角挂着笑说：“拍吧，龟儿子，我就还不信这包药，烂货生的小烂货，出息了，在我这革命群众眼里还是一样！”

不错，就是一样。

当天我在电视拍摄时说，任何时候拿起笔来写作，我都是长江南岸那个贫民窟的小女孩。

多少人会理解这话呢？谁能真正听懂呢？

果然母亲第二天早上对我冷冰冰，她把已干的衣服放在我面前，埋怨地说，“要不是昨夜妈把衣服拿到锅炉房烘干，哪有你穿的，真是净给妈添麻烦！”她显得急躁，一副随时要发脾气的样子。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就算那是一个梦，不管母亲之后对我如何不像母亲，我也该满足。

2

我坐在六号院子的空坝里，给母亲守灵。

院门外，没有路人，天光暗黑发紫，看不到星星，也看不到月亮。云层变得又低又厚，铺压下来。我说，“但愿不下雨，一下雨不晓得搭的篷漏不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