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可是没有多久，两人翻脸，石妈让王眼镜滚。王眼镜抱着自己的铺盖卷昂着头走了。屋里传出石妈的哭声：“我的命是落汤鸡，是半根稻草。”她哭诉到伤心处，说儿子要带着儿媳回来住，她应该高兴，可就是高兴不起来，这么鸡巴小的一间房，冬天寒心寒骨，夏天当头晒成死老虎，日子看不到头。

母亲听着，眼泪唰唰往下淌，手里正在往灶上添煤球，一个掉在地上摔个碎，又一个掉在地上摔个碎。

“妈妈，给你。”我递上一根手绢。

母亲接了过来，“看妈妈没出息，哭啥子呢？妈妈不哭。”可她眼泪掉得更厉害了。

母亲不喜欢那个臭婆娘，却要为她哭，为什么？十八岁的我成天跟母亲赌气，一心想考上大学，离家远远，哪会愿意去弄懂母亲的心。

母亲能明白。她几乎年年都去庙里，点上七星灯，虔诚地对着蒲团跪下来，口里念叨：“菩萨保佑六妹，给她百合曼陀罗，给她利剑长江水，给她巫山云和雾，给她我的心、我的命，保佑她逢凶化吉，杆子到头路百条，事事通顺。”

院门口两侧全是花圈，越堆越多，放不下了，靠墙叠放。花圈上的姓名，多半陌生，再看一眼，又似乎相识。母亲生前没什么朋友，死了，一下子钻出这么多朋友，令我吃惊。我打量着花圈上的落款，我们六个儿女都给母亲送了花圈；大部分亲友们也送了，一人一个花圈或两人一个花圈；好些陌生的人，似乎是母亲船厂做临时工的工友；邻居们都送了，一个大花圈，密密麻麻用小楷毛笔写了一长串名字，奇怪王眼镜也在内。

于是我问一旁的邻居马妈妈，她瞧着我满脸疑惑，说，“一条街一人两元钱，啥人想麻过不给，没门，我非收不可。”

世上有这样送花圈的？恐怕也只能发生在野猫溪副巷上。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每隔几年，政策一变，每个人关心自己的出路，街上也出现了开火锅店起家的万元户，有了钱，赶快离开这贫民窟，搬到对岸市中区；也有靠卖自己的血为生的老血号，收紧裤带过日子；也有跑到外地做小本生意的人，从此再也不肯和这儿有一点儿联系；也有不少姑娘家往深圳海南跑，混得好的，回来时周身上下穿金戴玉，给父母买一台黑白电视，混得不好的，就消失掉了。打个比方，马妈妈，以前住同院，有一只眼睛生来瞎，丈夫在船上工作，自己做塑料厂搬运工，后来儿子挣了点钱，买了中学街街尾的一幢两层楼的小房子。那儿是一个十字路口，什么人经过，都得过她的门，她就此开了一家杂货铺，安了收费电话，生意兴隆。

3

我一个人上到五层楼。

推开家门，我大口喘气。客厅里乱乱地堆了客人们的衣物，也没人。我推开右边第一个房间，走了进去。

这是母亲的卧室：右边是三门双开衣柜，左边是老式五屉柜，柜上有一台十八寸电视，搭着蓝布罩子。平柜边上是父亲做的两根凳子，上面放了三口旧木箱，遮着红麻布。双人床正对着门，档头黑桃心形，在白墙衬托下发亮。床边有把旧藤椅，堆满了被子床单。以前母亲总坐在这儿等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口，回回看见我进来，都说：

不管日子照常不照常，都说邓小平好，让人盯着钱转悠，不搞阶级斗争，人少和人斗，耳根清净，眼根更清净。王眼镜这个一向拿捏着居民言行的先进街道主任，威风陡减。

那时六号院子还耸立在脚下这块地上，邻居石妈的丈夫得脑溢血死了，王眼镜搬来与她同住。石妈的房子就一间，在大厨房里左边端头，窗子朝西，长江中的乌龟石和弹子石渡轮依稀可见。王眼镜的丈夫和三个儿子先后得羊癫疯，一个接一个握着拳头、扭过头去走路，眼睛格外恐怖，喉咙堵住，憋气而死。小儿子幸运，长到十五岁也没有遗传父亲的病，他躲瘟神似的逃走了，再也没有回家过。王眼镜与石妈住在一起，惺惺相惜，天天邀人来赌长条牌，咒骂男人。两人手气好，赚小钱可维持平日开支。输了，她们会喝几两五加皮酒，靠江的那个小房间里会传出一段川剧。

王眼镜学妙龄尼姑：“他把眼儿瞧着咱，咱把眼儿觑着他。他与咱，咱与他，两下里多牵挂。”

石妈声音提高：“冤家！怎能够成就了姻缘？就死在阎王殿前，由他把那碓来舂，锯来拉，把磨来挨，放在油锅里去炸。”

两人合：“哎呀，由他。哎呀，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