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一章 竹林之游

山涛十八九岁的时候，山氏族人曾经向权臣司马懿举荐道：“山涛是个干练的人才，将来可以和你的两位公子一起纲纪天下。”“两位公子”即指司马懿之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司马懿原配发妻张春华为山涛姑母之女，因而司马懿名义上是山涛的表姑父。只是当时张春华已经失宠，甚至被丈夫骂为“老东西”<a id="ch12-back" href="#ch12">^[12]</a>，司马懿对山氏族人也颇为冷淡，只道：“你们山家原本人丁不旺，怎么可能有如此人才？”

山涛试图通过攀附司马懿步入仕途的梦想由此破灭，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曾对妻子韩氏道：“现在暂且忍忍饥寒吧，我以后一定会做三公，只是不知你能不能做公夫人。”三公是指太尉、司徒、司空，为级别最高的大臣，可以说是位极人臣。这话在当时外人看来，不过是一句戏言，但山涛自小磨炼了一套气量宏远、左右逢源的性格，发誓要凭自己的努力将这句话变成现实。

从汉末到魏晋，名士们因严酷的时势使然，表面不再关心政治，“高人乐遗世，学者习虚玄”，在言语上由切中时弊的清议变为夸夸其谈的清谈。清谈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令他们精神有所寄托，但这些人内心依旧有着无可名状的痛苦与悲愤，当这种不平之气积郁到压抑不住时，必然会在外在爆发出来，这就是名士在举止行为上由清俊文雅转变成怪诞不羁的根源。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诸多名士不拘礼法、肆意轻狂的风流故事。其中，尤其以“竹林七贤”最为放浪形骸，专门记述东汉末年至东晋时豪门贵族与文人士大夫言谈逸事的《世说新语》在《任诞》一则中开篇即称：“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皆上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正因为迥异于东汉名士的风貌，又具备了强烈的时代性和鲜明的个性，魏晋名士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突起的异军，“竹林七贤”则成为魏晋名士的楷模，甚至成为名士的代表。

事实上，“竹林七贤”这一群体最初为世人瞩目的，正是他们浪荡逍遥、狂放荒诞的做派，这七人也由此开创了一种率性而为、任诞放达的风气，成为被后世称为“魏晋风流”的始作俑者。

那么，到底“竹林七贤”有什么特质，能够在中国文化史上如此不同凡响，成为一个有独特意味的文化符号？嵇康在“竹林七贤”中年纪偏小，小山涛十八岁，小阮籍十三岁，刘伶和向秀也均年长于他。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能成为“竹林七贤”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

嵇康字叔夜，谯国铚县<a id="ch7-back" href="#ch7">^[7]</a>人，出身士族，其父嵇昭曾任督军粮治书侍御史，职掌律令。嵇康自幼丧父，由母亲和兄长抚养成人。其人自小聪颖，好博览群书，除了学识渊博外，更是多才多艺——通晓音律<a id="ch8-back" href="#ch8">^[8]</a>，尤爱弹琴。擅丹青<a id="ch9-back" href="#ch9">^[9]</a>书法，尤工于草书。其墨迹“精光照人，气格凌云”，被列为草书妙品。时人称其书法“如抱琴半醉，酣歌高眠，又若众鸟时集，群乌乍散”。

成年后的嵇康身长七尺八寸，容止出众，却不注重打扮。喜读道家著作，向往出世的生活，不愿做官，时常弹琴吟诗，自我满足。他曾经独自遨游于山泽采药，逍遥自在，得意之时，恍恍惚惚忘了回家，有砍柴者遇到他，以为是神仙。后又拜道士王烈为师，学习炼丹养生之道。

接下来就是该如何给这群闹得沸沸扬扬的党人定罪。太尉陈蕃认为“罪名不章”，拒绝平署诏书。汉桓帝干脆跳过司法程序，直接让宦官负责的北寺狱审理此案。李膺、陈寔、范滂等人均遭受酷刑逼供，却不改慨然之色。不久，太尉陈蕃也被免官。

当时宦官嚣张不可一世，树大招风，引来各方厌恶，权贵和外戚也都站在了士人一方。汉桓帝皇后窦妙父亲窦武时任城门校尉，同情士人，上书为党人求情。而李膺等党人在受审时有意供出宦官子弟，引来宦官恐惧。为了避免两败俱伤，宦官主动劝汉桓帝大赦天下。党人由此被释放，但皆归田里，禁锢终身，再不许入朝为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

汉桓帝死后，汉灵帝刘宏即位，因皇帝年幼，汉桓帝皇后窦妙以太后身份临朝听政，窦妙父亲窦武为大将军辅政。窦武一向亲近名士，在他的斡旋下，“党锢之祸”中因直谏被免职的陈蕃出任太傅一职，名士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人也重新被起用。对此，朝野普遍持乐观态度，认为贤人在朝，太平盛世即将到来。

这一政局变动引起了宦官集团恐慌，他们利用亲近太后窦妙的机会，不断扰乱朝政。窦武与陈蕃等人商议彻底诛杀宦官，但窦太后并不同意，结果被宦官先发制人。宦官利用地利之便，勾结汉灵帝的乳母赵娆，挟持了皇帝，再劫持窦太后，夺走皇帝玺绶，再假传汉灵帝之命收捕窦武等人，诬陷他们大逆不道，图谋废除汉灵帝。此时，刚好七十余岁的陈蕃率官属及太学生八十余人来到皇宫为窦武诉冤，当场被宦官杀死。

宦官又用皇帝圣旨召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前去讨伐窦武。张奂是东汉名将，少立志节，常对朋友说：“大丈夫处世，当为国家立功边境。”后来长大成人，果真负责东汉对羌人、匈奴事务，长期屯守边疆，威信极高，后来雄霸一方的董卓即为其下属。此刻，张奂刚刚回到京师，不明情由，听信宦官之言，真的以为窦武谋反，遂率兵围攻窦武。窦武虽有兵权，但其部下北军均畏惧张奂声望，军心涣散。窦武见大势已去，自杀而死；其宗族、宾客、姻亲及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等人皆被族灭；窦太后被软禁在南宫；李膺等再次被罢官，并禁锢终身。张奂因“平叛”大功被提拔为大司农，当他得知真相后，追悔莫及，不但坚决不肯受印，还趁机上疏汉灵帝，要求为窦武、陈蕃等人平反。结果他本人也被罢官回家，禁锢终身。这一场大变故后，宦官再次完全控制了朝政。

之所以养成了如此至情至性的性格，其“孤露”<a id="ch10-back" href="#ch10">^[10]</a>境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父权至上，大小官员是“父母官”，皇帝则为天下民之共父。嵇康幼年丧父，“母兄鞠育，有慈无威”，“孤露”反而给了他一个自由广阔的成长空间，也养成了无拘无束、我行我素的个性，在他的意识中，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绝对的权威。

类似的成长经历也发生在同样“孤露”的山涛、阮籍、刘伶、向秀、阮咸<a id="ch11-back" href="#ch11">^[11]</a>身上。阮籍后来担任大将军从事中郎时，曾经遇到一桩儿子杀死母亲的案子，他当即奇道：“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意思是说，杀自己父亲尚且说得过去，怎么竟杀起母亲来了。

这话语惊四座，大违纲常礼法。满座为之动容，都觉得接受不了阮籍的态度。司马昭听说了后，也亲自出面问话：“杀父乃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阮籍回答说：“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不若。”这倒是符合他一贯表现的“礼岂为我辈设耶”的态度。

这些未遭到父权威严调教的男子，如同无人修剪的花草，任意生长，大多养成了“外坦荡而内淳至”的性格，其中尤以嵇康为极致。但七贤的成长过程却是各自独立的，他们的相识、相知，要一直等到各自长大成人后的一场邂逅。

“竹林七贤”得以聚集在一起，山涛功劳最大。山涛与阮籍同好老庄之学，因此而得与阮籍相识，但二人志向却大相径庭——阮籍始终表现出游离在功名之外的人生态度，而山涛则不其然，老庄之学只是让他变得谨慎隐晦，更懂得明哲保身，他从来没有将老庄的“清静无为”当作他的理想追求。由于早年丧亲，家中贫困，生活的巨大压力反而促使山涛对功名利禄有更加强烈的渴望。

窦武、陈蕃虽死，名望仍在。宦官集团对此忌恨在心，精心策划后，诬陷前党人张俭与其同乡共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危及社稷”，汉灵帝年仅十四岁，对宦官言听计从，于是下诏速捕张俭等人。宦官集团并没有就此罢休，又污蔑李膺等人均是“钩党”，即与张俭有勾结。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皆下狱死，其妻、子流徙边地，附从钩党士人皆禁锢终身。汉灵帝又诏令州郡大举钩党，天下名士及儒学有行义者皆被举为党人，加之挟怨相恶者官报私仇，死、流徙、罢免、禁锢者有六七百人。这便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八年后，永昌太守曹鸾上疏为党人诉冤，言辞激烈，激怒了汉灵帝，曹鸾被活活打死。朝廷重申党人之禁，诏令州郡，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党锢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天下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一直到后来黄巾起义爆发，汉灵帝知道党人遭禁锢多年，积怨甚深，生怕党人与黄巾军勾结起来一同作乱，这才下诏大赦党人，“党锢之祸”遂告结束。

在中国历史上，“党锢之祸”是继“焚书坑儒”后又一次空前惨烈的文化浩劫，大批英俊人物在一朝之内零落殆尽。最为可悲的是，党锢之祸将儒家的仁义道德、伦理纲常通通都抛在了一边，极大地摧毁了士子的进取之心，加快了其疏离朝廷的步伐。世道凌夷，文人士大夫风气为之一变，他们为了避免像“清议党”那样成为政治的附庸或牺牲品，被迫集体走上了独善其身的道路，这就促成了名士风度的所谓嬗变。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士人政治化的“清议”品评之风急遽式微，代之为玄远无为的“清谈”，即所谓的“政争导士止清谈”。清谈所谈论的内容不再是时政，而是养生、言意、有无、才性等理论。清谈的话题大多抽象，形式则采用富有思辨色彩的玄言。这种辩论虽然也展示出才能、心态和意蕴，能带给人愉悦的享受，却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但它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名士们待客之道和交往方式。名士们聚集在一起，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地辩论，以谈才来决定高下，谈才越好，在士林中的声誉则越高。

清谈虽然也依旧评议人物，但不再涉及执政者所关注的实用于政治的德行或才能，而是侧重品评人物的姿容外貌、气质等。比如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有人便评议说：“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又有人说：“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这种清谈的评议带有浓重的审美情趣，已经不带有昔日清议的功利性质，因而可以随意发挥，也不至于触怒当权者。

当然也有借清谈来发泄心中愤懑和牢骚的，比如魏明帝曹叡皇后弟毛曾与名士夏侯玄坐在一起，时人评议说：“蒹葭倚玉树。”将毛曾比作芦苇，而将夏侯玄比作玉树。但这种评议已经没有任何政治的火药味，绝不会像“清议”那样引来当政者忌恨，由此招惹杀身之祸。清谈实际上是满腹经纶的魏晋名士对动乱时局和险恶政治的一种委婉抗议，既然他们无法在仕途中建功立业，便改在清谈之中一逞英才，清谈由此成为魏晋时期名士们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