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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了家门口，碎石在车轮底下噼啪爆响，她提出想用一下卫生间。

“还有最滑稽的部分，”我母亲继续说，“就是这个真正让我抓狂。”她对着自己的手笑了一下，“卡尔在挣钱，”她说，“货币那套东西，”她又笑了起来，“最后倒真的挣钱了。不过她的工资是用我的钱发的，”她说，“我妈妈拍电影挣的钱，花在了那个女孩身上。”

她拍了拍我，冲我笑着，笑得脸好像要裂开了，露出里面喷涌的热望。有一部分的我确实感觉还不错，但也许是我把熟悉感和幸福感弄混了。因为即使爱已经不在了，还有它存在——家庭的网，纯粹由习惯和所谓的家构成。待在家里的时间是那样多不可测，也许这就是你能得到的最好的东西——无穷无尽的包围感，就像你在找一卷磁带的带头，却永远找不着。那里没有接缝，也没有中断，只有你生活中的一些坐标，深深地嵌入你自身，以至于你都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我忘了为什么会钟爱那个缺了口的印着柳树的餐盘；我太熟悉走廊的壁纸——每丛褪色的浅淡的棕榈树，每朵被我赋予性格的盛开的木槿花——这些都完全无法向另一个人言传。

母亲说的是塔玛，父亲雇来忙他最近大部分生意的助手。他的生意跟货币兑换有关，买进外国货币，然后来回倒卖。父亲坚持认为，只要倒卖足够多次，到手的就是纯利润了，就像一场大型的变戏法。这也是他车里那些法语磁带的用途：他想要推进一项涉及法郎和里拉的业务。

“我可能会晚点儿回来，你好好睡觉。”她俯身亲吻了我的额头，“我们很好，不是吗？我们俩？”

现在他和塔玛一起住在帕洛阿尔托。我只遇见过塔玛几次。父母离婚前，有一次她来学校接我放学，她坐在那辆普利茅斯复仇女神款轿车里，懒洋洋地冲我招手。二十多岁的她苗条而欢快，总是向我提到她周末的计划，还有她想要一所更大的公寓。我无法想象她的生活结构是怎样的。她有一头金发，金得几乎有些泛灰了，松松地扎着，不像我母亲那样梳成光滑的鬈发。那个年纪的我总是用野蛮的不含感情的目光评判女人，评估她们胸部的曲线如何，想象她们在各种粗野的姿势下看起来会怎样。塔玛非常漂亮。她用一把塑料梳子把头发梳拢，在脖子那儿散开，一边开车一边对着我笑。

母亲和萨尔正在喝碗里的树皮茶，这又是她新学的附庸风雅的爱好。“这是欧式的。”她为自己辩护道，可我什么也没说。当我经过厨房时，两个女人停止了谈话，母亲把脸一扬。“宝贝儿，”她说，示意我过去，她眯着眼睛看我，“把你的刘海儿从左边分开，这样更好看。”

萨尔宽大的臀部换了个边，点点头，顺从得像匹上了笼头的小马。

我那样分原是为了遮住挤过后结了痂的青春痘。我本来在痘痘上涂了维生素E油，却又忍不住瞎摆弄，用卫生纸包着挤掉，再把血吸走。

“我只是想要一些空间，”母亲说，“属于我自己的空间。这个世界把它从你这儿拿走了，不是吗？”

萨尔表示同意。“她的脸型是圆的，”她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刘海儿也许根本就不适合她。”

但是我又没有地方可以去，就算我的眼睛看起来更大更蓝，又有谁会在意呢？

“要口香糖吗？”

“你想让我给你化眼妆吗，宝贝儿？”

我撕开两片口香糖的银色包装纸。大腿紧贴着椅皮，坐在塔玛身边，我感到一种近似于爱的东西。只有女孩们才能互相给予这种密切的注意，我们把这种注意等同于被爱。我们能察觉到彼此想让人察觉的东西，我对塔玛就是这样，我回应她身上的一切标记，她的发型、衣着和她身上比翼双飞香水的味道，就像这些都是重要的资料，能够反映出她的内在。我把她的美当成我私人的事。

夜里她外出时在我房门前停了下来，穿着一件番茄红的露肩衬衫，不停地把袖子往下拉，肩膀上洒了一些闪闪发光的粉末。

母亲和萨尔经常在深夜规划活动，萨尔是她在小组里遇到的女人，年长一点儿。萨尔在我母亲面前好像一直都有空，经常在奇怪的时间点找上门，急不可耐地要做点儿戏。她总是穿着旗袍领束腰外衣，灰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耳朵露了出来，看起来像个老男孩。母亲和萨尔谈论针灸，比照着穴位图，谈能量在全身经络穴位的游走。

我想象着把萨尔从椅子上推翻会是什么感觉，她的一身肉怎样迅速地坠地，树皮茶泼在漆布上。

我正用手指摸着额头上的痘，听到这儿，尴尬地放下了手。

她们很快就对我失去了兴趣。我母亲重新燃起了热情，继续讲她的老故事，像一个受了惊吓的车祸幸存者回忆现场。她垂下肩膀，好像要更深地沉入那场苦难。

我母亲不再按时进食，通常会在洗碗池的滤盆里留下一些葡萄，或者从养生烹饪课上带回几玻璃瓶加了莳萝的味噌汤。海藻沙拉滴着令人作呕的琥珀色的油。“每天早餐吃这个，保证你再也不会冒一颗青春痘。”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