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殉国

当时，福王小朝廷极度混乱。有人为争官位，在殿堂之上大吵大闹，甚至拔刀相向，互相追逐。史可法上疏说：“陛下如果躬谒祖陵，亲眼见到泗州、凤阳，蒿莱满目，鸡犬无声，肯定非常悲愤，愿能慎终如始。身处深宫广厦，想到诸陵魂魄未安；享用玉食大餐，想到诸陵没有麦饭；膺图受箓，则念为什么忽然陷入危亡；早朝晏罢，要念为什么忽然丧失大业。小心谨慎，无时懒惰荒废，二祖列宗将默佑中兴。如果安处东南，不思远略，贤奸无辨，威断不灵，豪杰裹足，祖宗怨恫，东南一隅，不可保啊。”史可法句句恳切，字字到位，直到今天我们读起来，还是为他的赤胆忠心所感动。当时清军南下，形势严峻。史可法每次缮写奏疏，都反复诵读，声泪俱下，听到的人无不感泣。

孙承宗问：“等八里铺重城修好，是否把旧城现有的四万人都填进去守？”

孙承宗回京后，和叶向高都支持袁崇焕主守宁远的意见，就在给皇帝讲课的时候，面奏所闻所见，顺便说了一句：“王在晋不堪重用。”随后，明朝调走了王在晋，这才有了之后的宁远大捷。

孙承宗和王在晋推心置腹地谈了七天七夜，王在晋仍不同意。

崇祯十一年（1638年），孙承宗已经年迈退休，多尔衮率清军破长城。十一月初九，清军攻打孙承宗的老家高阳。县令雷之渤闻警先逃，告老还乡的原大学士、兵部尚书、督师孙承宗本无守土之责，却率领全家儿子、孙子、曾孙和乡民，登城据守，要与高阳城共存亡。清兵攻城不下，就环绕城墙，呐喊三周。守城兵民也三次呼应。接着，清军再次围攻高阳城。激战一天一夜，城被攻陷，孙承宗被抓。清军劝降，孙承宗说：“我是天朝大臣，城亡我也与之亡，不就是死吗，无须多言。”说完，面朝皇宫的方向叩头，然后投缳而死，年七十六。随后，孙承宗的儿子、孙子、曾孙都战死，家里的妇女都自杀，阖府三十多人，除一个儿子因在外地做官而免于难之外，全家都殉于社稷。

孙承宗反问：“军队还没打仗就准备山寨，不是教他们溃败吗？而且我军败退官兵可以去，敌军难道不能跟上去吗？现在不考虑恢复辽东，只想着守山海关，把关外屏障都放弃掉，引得敌军逼近，京城以东还安宁得了吗？”⋯⋯

明末爱国之臣，北有孙承宗，南有史可法。

王在晋答：“在山上留了三座山寨，万一溃败，可以去那里。”

史可法（1602—1645），字宪之，北京大兴籍，河南祥符（今开封市祥符区）人，短小精悍，目炯有光，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官凤阳巡抚、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这个官，廉洁守信，和下属均劳苦。出征的时候，士兵吃不饱，他决不会自己先吃饱，所以士兵都愿意以死效力。

孙承宗问：“旧城外为新城，旧城外埋的地雷为敌人设，还是为自己设？新城如守不住，四万新兵怎么回来？”

崇祯皇帝自缢后，凤阳总督马士英与阮大铖计议，要在南京立福王朱由崧为新的君主，虽然史可法等大臣列出立福王有七个不可——贪婪、荒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但是史可法面对清朝大敌还是赞同了。立了福王之后，五月，南明朝廷讨论战守问题。史可法说：“福王应该素服祭祀郊坛，发师北征，示天下以必报仇之义。”福王升史可法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仍掌兵部。史可法议分江北为四镇，自请督师，出镇淮安、扬州。

王在晋答：“要另外派四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