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于是商定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面由吉田分电北京、奉天及东京，进行调处停战；一面与吴佩孚联络，约期见面。

见面那天是十一月二日下午五点钟，胡景翼的部队，已经占领天津北面的杨村，京津之间的铁路、公路均已截断。北面奉军正在兼程急进；南面则山东督军郑士琦已宣布，不准直军由津浦路入境。吴佩孚已如瓮中之鳖，境况非常危急；吉田相信有个能使他脱困的办法，他一定乐于接受。

吉田是这样进言：“目前局势之迫切需要解决，有间不容发之势。调停直奉之道，莫便于请段祺瑞先生协助。中国之事，应由中国自己解决；我基于此一信念，今天跟王揖唐一起去看段先生，请他跟你合作，共同收拾残局。段先生与足下本有师生之谊，足下为国家前途计，应该一扫过去感情上的隔阂，推段出山。”

吴佩孚听日文秘书翻译完了，摸着两撇黄胡子，大为摇头“八德张则国宪立、国运盛。”由此开始，大谈四维八德的道理，但日文秘书翻给吉田听的，却只简简单单两句话；吴将军认为结段以背曹，大义名分不存，谢谢足下的好意。

原来吴佩孚将曹锟当作刘先生，而以关云长自居；关云长身在曹营心犹在汉，何况亦未到势穷力蹙，走投无路的地步，结段背曹，有悖大义，所以一口拒绝。

“哼！”姜登选用京戏中白口的腔调说道：“如此将领，该当何罪？”

张学良愣了一下说道：“我把他找回来！”抓起军帽，唱了一句“萧何追韩信。”

当天晚上，张学良追到九门口，劝了一整夜“千不念，万不念，念在我的薄面。”

一个执意不回，一个声泪俱下；不过百链钢终于化作绕指柔，还是把郭松龄功了回去，照原计划行事；不过出击的日子耽误了两三天。

这一耽误，便宜了张宗昌，平地一声雷，成了个暴发户。

“既然如此，我亦不便勉强。”吉田又说：“不过，如今足下既不能到北京，又不能南下，奉军又打过来了；听说张宗昌有生擒足下的野心，为足下计，可否移居日租界，一切有我安排。”

“战败逃入租界，是我最不齿的。谢谢，我宁王碎于此，亦不愿托庇租界，以谋瓦全。”

一场无结果，便得吉田扫兴而去。吴佩孚谈得倦了，靠在沙发上假寐；他的部下商量下来，决定将他的专车往南开到“老站”因为一出“老站”走过“万国桥”便是法租界，往南是英租界，往西是日租界，缓急之际，逃命容易。

那知车身一晃动，吴佩孚就醒了，询知原因，勃然大怒，厉声说道：“谁要我进租界，我要谁的脑袋。”

“那末，”白坚武问道：“孔明先生兵败，还有一套空城计！大帅是作何打算呢？”

原来直军董政国所指挥的第九师与第什师的阵线动摇以后，张宗昌带着蔡平本的廿五旅，跟踪进入冷口，他的部队既杂且乱，白俄以外，还有日本人、朝鲜人，甚至还有参加过欧战的法国人，这个“外籍兵团”是骑兵，指挥官是日本骑兵少佐名叫是永，当前锋直冲深州；张宗昌则在入冷口第一站的建昌营以后，与胡景翼取得联络，十月廿七日占领深州，将直军截成两段。吴佩孚幸而在前一天已过滦州，否则可能会被张宗昌活捉。

这时的直军，正所谓“兵败如山倒”团长以上的高级将领，纷纷逃亡，士兵无路可逃，只有弃械束手；东起昌黎，西至唐山，这一带的直军不下六、七万之众全数为张宗昌所收编，辎重军械，所获不计其数。张宗昌的部队一下子扩充到六、七倍以上，二等兵当班长；班长当连长；连长当团长；团长自然升旅长，肩章来不及换新品，用锡箔纸糊成黄色来代替，一时蔚为奇观。

在热河的李景林，得知张宗昌拔了头筹，既妒且羡又急，下令开拔，进喜峰口，连续急行军四百余里，也到了滦州，

其时奉军一、三联军已轻易地占领了秦皇岛，直军溃兵遍野，收编了五万多人，张学良又亲自赶到深州，一见张宗昌所获比一、三联军更多，也不由得翘起大拇指说一声：“长腿，你真行！”郭松龄所拟的作战计划，原意是让张宗昌的部队打前锋去充直军的炮灰，那知他有这番扬眉吐气的表现；连郭松龄也不敢小觑他了。

当李景林、张宗昌相携往天津进军时；京津好些军政元老，眼看着直军大溃，奉军追击，深恐地方糜烂，正在积极奔走和平，但除非段祺瑞，没有一个人够资格在直奉两系之间，充任调人，而段祺瑞则另有打算还不肯走到幕前来。因此北洋元老王士珍及负地方责任的直隶道尹吴履观，主张外交调停，在十月卅一日那天去看日本天津总领事吉田茂，道明来意，吉田认为循外交途径，必须由北京与东京联络，有结果总在三四天以后，仍嫌缓不济急。他又提出王揖后的一个建议，由吴佩孚拥戴段祺瑞出山，跟奉军谈和，张作霖就不能不卖这个面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