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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祖父带红顶，穿呢马褂，绸夹衣，珠履，坐椅轿，用四夫，依然子扛，后面扛内用一人打一詹伞。父、叔偕弟等衣冠陪行，看祠堂，便看墓坟。三炮而出，三炮而入，颇属大观。

当然，不论曾四老爷如何长袖善舞，他的经营成果只能满足湘乡曾家的日常生活排场需要，并无余力帮助在京为官的曾国藩。不过，道光二十七年之后，随着官职的升迁，曾国藩在京的经济状况也出现了一定改善。

第八节回不起家的“副部长”

曾国藩的京官生涯是一帆风顺的。在京期间，他十年七迁，傲视群曹，很快从一个普通进士迅速成为侍郎级（副部级）高官，这在道光年间是极为罕见的。

道光二十七

我家若无兄创立在京，热热闹闹，家中安得衣足食足，礼义频兴。

确实，因为有了曾国藩这个靠山，历任地方官对曾国潢都毕恭毕敬，敬礼有加。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曾国潢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这样洋洋自得地描述他在县令面前如何吃得开：

又有数件上案，万万弄不清者，弟从中和息，自官以下莫不感激。弟与师令相见不少，说得亲爱之至，未有大不合者。渠亦目中止此一绅士，待举人进士，未如此珍重……或有庸人妄人（想把持衙门），澄侯（曾国潢字）痛骂，自不敢不中止。

曾国潢道光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信中这样描写他与县令交往的情态：“师令已填实授……弟今日拜会，道喜道谢（细毛虫事），谈的是京内升迁，外头调补，及粤东夷务已大半定等事，毫未及他。”你看，一个普通秀才，与县令谈的居然全是国家大事。

传统时代巨绅势力对地方政治影响极大。咸丰元年八月十七日曾国潢的一封家书，透露出曾家确实可以左右湘乡县令的任期。在家书中，曾国潢向曾国藩汇报说，因为县令朱某深得曾家及其他湘乡绅士的欢迎，所以曾麟书在湖南巡抚路过永丰之际，专门拜会巡抚，要求他多留朱某在湘乡干几年。巡抚对曾麟书自称小侄，说：“小侄可保其三几年不调动。”

有了这样的权势，曾国潢在地方上当然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以“湘乡第一绅士”甚至“唯一绅士”自命。他在信中描写如何受人欢迎：“不出外，则时有人会；出外，则一日数件，并拦马者之多。自问何知，而人人尊仰如此耶？”事务如此繁忙，收入当然也就可观了。综合以上情状，统计曾国潢一年之中所办大小事件，他通过这些事务，一年收入大抵可在五百两至一千两白银之间。二十九年六月初七日，曾国藩在家信中向曾国藩汇报说：家中经济情况不错，虽然因大灾谷价涨到三千四五，一天要过往七八十个要饭的，但曾家生活费用的筹办“呼来遣去，总无窘手之时也”。世道如此憔悴，“如我家之活活动动，能有几人哉”！这一方面是说明曾家生活不错，另一方面当然也是自我表功。

虽然曾国藩对曾国潢在地方事务中过于活跃十分不满，一再去信告诫，曾四老爷却不为所动。因为老曾家除了曾国藩一年往家寄点银子之外，他的这个本事就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了。事实上，老四把家管得确实不错。到道光二十八年，湘乡曾家已经“主仆共二三十人”。除去主人，仆人已经十多名。

道光二十七年冬，曾国潢买下附近下腰里的田庄，改建成一座大房，一正二横，外有槽门，起名为“黄金堂”。

曾家原有建于嘉庆年间的祖屋一座，名曰“白玉堂”。道光二十八年，曾国藩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祖父曾玉屏命改建祖屋以示庆祝。改建后的白玉堂为三进大屋，青墙黑瓦，双层飞檐，山字墙垛，雕梁画栋，颇为壮观。

此时的曾家，已经不是小地主曾家，也不是翰林时期的曾家，而是二品大员之家。一切举止作派，都已经是大族气派了。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曾的祖父出门去看新修的坟墓，派头已经十分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