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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陈辉祖亲弟弟陈严祖已经因甘肃捐监冒赈案被杀，他本人竟然在受命惩治贪污犯、查抄王望家产时利令智昏，居心不良，可见当时的官场早已经是贪污成风、无所不至了。只是陈辉祖运气不好，他贪货谋利，损公肥私，而这“公”刚好就是皇帝的口袋。乾隆皇帝偶尔想起来，还是觉得无法咽下这口气。乾隆四十八年（1783）二月初三，陈辉祖还没有等到秋后，又被查明贻误地方，武备废弛，亏空仓谷银钱多达一百三十余万两，被乾隆皇帝赐令自尽，以为封疆大臣废弛地方者戒。这是由甘肃捐监冒赈案引发的又一起大案，直接导致了又一位总督被杀。
事情还没有就此结束，甘肃捐监冒赈案余波犹自未平。乾隆五十一年（1786），乾隆皇帝偶读《严嵩传》，突然联想到于敏中堪比严嵩。因甘肃捐监最初是由于敏中力主重开，老皇帝又回忆起甘肃捐监案来，认为酿成这王望、陈辉祖两起空前巨案的真正元凶应该是于敏中，心中又开始不痛快，特意下了一道诏书说：“迨四十六年甘肃捐监折收之事败露，王望等侵欺贪黩，罪不容诛。因忆此事前经舒赫德奏请停止，于敏中于朕前力言甘肃捐监应开，部中免拨解之烦，闾阎有粜贩之利，一举两得，是以准行。讵知勒尔谨为王望所愚，通同一气，肥橐殃民。非于敏中为之主持，勒尔谨岂敢遽行奏请？王望岂敢肆无忌惮？于敏中拥有厚赀，必出王望等贿求酬谢。使于敏中尚在，朕必严加惩治。今不将其子孙治罪，已为从宽。贤良祠为国家风励有位盛典，岂可以不慎廉隅之人滥行列入？朕久有此心，因览《严嵩传》，触动鉴戒。恐无知之人，将以明世宗（即嘉靖皇帝）比朕，朕不受也。于敏中著撤出贤良祠，以昭儆戒。”（《清史稿卷三一九于敏中传》）于敏中最终被撤出了贤良祠，他一生的恩宠荣华终于全部化为乌有。
至此，十二年之前开始的甘肃捐监冒赈案才最终宣告结束。不过，这并不表示乾隆朝的贪官污吏就此终结。相比于他所亲信任用的和坤，于敏中、王望、陈辉祖不过是小贪而已。
和坤在查办甘肃捐监冒赈案当年即被任命为“兼署兵部尚书”，“宠遇日隆，威势日加”。在查办陈辉祖贪污案后，和又晋封为一等男爵，再予轻车都尉世职，旋调吏部尚书，授协办大学士，从此大权在握。一时之间，“内而公卿，外而藩阃，多出其门”，风头无人能及。有人将其居住地戏称为“补子胡同”，意指身着补服来往于其家的官员如同人墙。和也趁机以权谋私，擅权纳贿，作威作福。他每办一事、每到一处必然要大捞好处，侵吞公帑，搜刮民脂民膏，如此日积月累，家中珍藏的宝物竟然比皇宫大内还要多还要好。
据说有一次，一位阿哥（皇子）将乾隆皇帝喜爱的碧玉盘打碎了，吓得不知所措。有人出主意让他赶紧去找和帮忙。和起初还故作为难，阿哥双手奉上一串正珠朝珠，说尽了好话，和这才答应帮忙。第二天，和就给了阿哥一个碧玉盘，成色比原来打碎的那个还要大还要好。可见和之富有，连皇室都不能及。
云南会馆的钱沣准备弹劾和时，被和派人用毒酒害死。在他枕下，还发现写了几千字的奏本底稿，其中开列了和二十多条罪状。除政声清廉外，钱沣的书画也名气很大。其书法摹颜、欧、米诸家，而又自成一体，笔力雄劲，结构严谨，气势开阔；其楷书代表作有《枯树赋》、《冒雨寻菊序》、《守株图诗》、《端阳竞渡序》。其画以马为主题，尤喜画瘦马，风鬃雾鬣，筋骨显露，神姿逼人。］
当年七月，乾隆皇帝先是任命跟浙江没有任何瓜葛的盛柱为新一任的浙江布政使，叮嘱他秘密查访王望查抄家产情弊。盛柱果然不负众望，到杭州上任后不久就密奏皇帝说：“检校（王）望家入官物与原册有异同。”（《清史稿卷三三九陈辉祖传》）意思是说，最初由浙江粮道王站柱经手的查抄底册清单和送到京城入官的物品对不上。
盛柱还举出了实例，如王站柱底册上有金叶、金条、金锭等共四千七百四十八两，但解缴内务府进呈册中并没有这些金子，仅仅是多列了七万三千五百九十四两白银，显然是有人用白银抽换了黄金。另外，底册内有玉山子、玉瓶等件，呈册中却没有。
乾隆皇帝接奏后如获至宝，连下两道谕旨：第一道是派户部右侍郎福长安和刑部尚书喀宁阿为钦差大臣，前往河南逮捕已经升任河南按察使的王站柱，再会合正在河南办理河工的大学士阿桂，一同前往浙江对质调查；第二道则是给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的，要求陈辉祖在阿桂等人到达之前，先会同浙江布政使盛柱提齐人证和文卷。此时的乾隆皇帝还只是认为负责抄家的官员营私舞弊，万万没有想到总督陈辉祖正是这一大案的罪魁祸首，他甚至还说：“陈辉祖深受朕恩，必不肯同流合污。”没想到事实很快就给了他当头一记闷棍。
当年九月，阿桂将审问王站柱的结果上奏。据王站柱供称，当时查抄王望货财时，他会同府县佐杂每日亲往点验物品，造册后再交给府县各官收管，“金约有四千数百余两，银约有二三万两，玉器甚多”。底册一式三份，分别送交闽浙总督陈辉祖、布政使衙门和粮道衙门。同时，王站柱还为自己和经手抄家的官员辩护说：“我若果有不肖之心，岂肯将底册留于浙省作为后人把柄？”这话相当有力，立即为王站柱摆脱了嫌疑。他主管粮道衙门，既然没有问题，剩下有问题的就是闽浙总督陈辉祖和当时的浙江布政使国栋了。这样的大案，总督陈辉祖实在难脱嫌疑。
乾隆皇帝接到阿桂奏折后大惊失色，同时也失望之极，“竟系陈辉祖营私舞弊，抽换抵兑，实出情理之外”，立即下谕将陈辉祖和时任安徽布政使的国栋革职拿问。
此时，陈辉祖也上奏为自己辩解说：“以银易金之事，系在查抄王望家产时，布政使国栋面禀商换，并言及金色低潮，恐解京转难适用，不如易换银两，较为实际。我觉得有理，便同意了。”但国栋却指证了以银换金、偷梁换柱均是受到陈辉祖主使。
经过反复审讯查证，陈辉祖最后终于承认：在查抄王望家产时，他曾偷换过玉器字画，并以四五万两白银盗换了价值九万余两的黄金，纯获利白银四五万两。这些银两已交其妻舅，令开典铺生息；还有杂色金一千余两，也由其妻舅易银营运。
陈辉祖侵吞的这些财产，以及他本人原有巨额的家产，自然全部被籍没充公，尽数落入了乾隆皇帝的口袋。老皇帝这才怒意稍平，说陈辉祖虽然“行同鼠窃，其昧良丧耻”，但还是与王望之罪有区别，“所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陈辉祖只一盗臣耳”。
当年年底，在“盗臣”的定性下，陈辉祖被判为斩监候，等来年秋后处决。前浙江布政使国栋、衢州知府王士瀚、嘉兴知府杨仁誉在查抄家财时，通同作弊，从中分肥，均判斩监候。杭州知府杨先仪、钱塘知县张翥直接经手其事，却有意不闻不问，均革职发往新疆充当苦差。前浙江按察使李封、前浙江盐道陈淮“难辞徇隐欺饰之罪”，被革职发往河南河工效力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