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这两个人都是超出国会中的一般议员之上的，虽然他们处在恶浊的政界中，然而他们的生活依然能够保持着清白而不起腐化。

我起初虽然也表同情于凡日耳曼派的乔治薛耐雷，但是后来便慢慢地情于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党的领实了。

我当把他们两个人的能力，来加以比较，觉得薛氏对于基本问题心乎是一个比较优良坚定的思想家，他料定奥国的结局，实在比了任何人更为清楚正确。

他对于哈普斯堡皇室的警告，假如被采纳的话，那么，德意志的和全欧对抗的惨祸，当然不致发生了。

这类问题的内部，薛氏是认识清楚的，但是对于为人类本持的见解，那就有着谬误的见解了。

世界大战之后，哈普堡斯皇室已经有具备了最后的决心，逐渐来铲除危险的日耳曼民族——这确是一种新斯拉夫政策的目的，——于是全国并起了革命，决意抵抗到底，这是近代日耳史上所未曾有过的先例。

这样具有爱国思想的热心者，便一变百为乱党了。

——这些乱党，他并不背判国家本身，是背判—种政府的制度；因为他们深信这种制度，是必定会毁灭民族的特性的。

在晚近的日耳曼的历史中，能够判别出对于皇朝的忠诚以及对于祖国和民族爱护，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必须知道，人类的生存的最高目的，并不在维持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政府，而是在保存其民族的特性。

这一点，便是吕氏的优点。

吕氏的认识人本领实是罕见的，他的观察也不致有着过分的损失．

所以他深悉人生中实际的可能的事。

薛氏对于这点，那就了解得很浅。一切凡日耳曼的运动，他们的思想，在理论上都正确的，但是，缺乏了力量和了解，所以传播其理论上的知识，不能应用一定的方式，使民众易于明白，因为民众的了解力是极有限的。

为了这样的缘故，一切的知识，便成为是一种先知的智慧，绝无实现的可能了。

人类的权利，实在高于国家的权利。

一个民族，假如因为人类的权利而起来奋斗，即使遭是到了失入，以致不能立足于世界，这是他的命运不佳的缘故，要是一个人百不能为他自己的生命作奋斗，那么，公正的上天，早已注定了他的末日了。

怯懦民族，在这世界上是不配生存的。

凡是有关于汛日耳曼运动的兴趣和衰落，以及基督教社会主义党的惊人的猛进，这都是我研究的目标，而且对我具有深切的意义的。

我首称对两个人研究，这两个人可以说是这两种运动首创者和领袖，就是乔治薛耐雷(GeorgVonSchoerer)和卡尔·吕格勒博士(Dr·KarlLue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