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从此二人肝胆相照，为抗日救国携手合作。

张学良和杨虎城为说服蒋介石抗日，对蒋多次进行劝谏、苦谏和哭谏。

张学良甚至向蒋介石跪下，但得到的却是蒋介石的厉声回答：“是我服从你呢?还是你服从我?”1936年11月1日，张学良去洛阳参加洛阳军校纪念会，蒋介石针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共抗日的主张，杀气腾腾地说：“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也是汉奸！”在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与红军联系共同抗日时，国民党军统和中统特务早已在暗中窥视。

“剿共”政训处长很快就获得了这一重要情报，并亲自乘飞机到广州向蒋介石告发。

蒋介石听后大为震动。

老百姓，尤其是那些老婆婆，拿着自己攒下的鸡蛋送给东北军的眷属们吃。

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使东北军将士深深感到祖国同胞情谊的温暖，同时也激起了对蒋介石投降卖国、“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不满。

有的大声说：“他们说共产党是赤化，赤化有什么可怕?这样下去，老子绿化也干！”这种军民一致的思想情感，成为以后东北军和西北军相互合作、促成“西安事变”的群众基础。

中共中央来到陕北后，即通过南汉宸、汪锋、王炳南等多种渠道进一步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

毛泽东还派红26军政委、陕西省地下省委兼军委委员汪锋带去他亲笔写的信，与杨虎城谈判，并与杨虎城达成四项协议：第一，在共同抗日原则下，红军愿与17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他感到，如张学良、杨虎城与红军之密谋实现，“剿共”大业将前功尽弃，这将直接关系到他的统治和一生的成败。

他决心继续推行“先安内后攘外”、“匪未肃清绝对不言抗日”的政策。

他认为，红军残部窜至陕北，经过休整和补充，也不过3万人。

而他调集30万大军、200架飞机易如反掌。

第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报。

第三，17路军在适当地点设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往来。

第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张学良与杨虎城都知道对方与共产党有联系，但又都不敢说出来，只是进行一些试探性的谈话，彼此心照不宣。

高崇民到西安后，在张学良的示意下，才疏通了关系，消除了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