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更新时间：2005-7-208:40:00本章字数：7729)

中国在世界上曾经辉煌过，这种辉煌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上半叶。也许是为了探寻传说中的建文皇帝，也许是为了宣扬国威，宦官郑和率领的庞大舰队曾经七次下西洋，打通了从中国前往东非的航线。

自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二十八年间，郑和率众七次远航。第一次从永乐三年六月到永乐五年九月，自苏州刘家港出发，经历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印度西海岸的柯钦以至古里(今科泽科德)。

其三是晚年主持修订新律时期的奏议、论说、笺记、考释、书信、序跋等，大多收录于《寄簃文存》，是研究晚清法律变革的重要资源。

研读沈家本的著作，不难看出，他的学问根底还是传统的国学，或称旧学；至于西学，或称新学，特别是日本和西方等国家的法律知识，主要是在其主持修律期间借助新译西书接触到的，深度和广度应当都很有限，但由于沈家本一生致力于司法实践，深晓固有法意，故能触类旁通，对西方法理常有其独到的理解和发明，而这种理解和发明对他晚年的思想和观念肯定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客观上看，沈家本主持的清末法律改革造成了两个方面的后果：其一是（至少从形式上）埋葬了自秦汉以后传承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固有法律体系；其二是引入了西方法律的大框架。对于这样的结局，交口称赞者有之，疾言抨击者亦有之。前者称赞他是"媒介东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大冰人"、"中国法律现代化之父"；后者则认为恰恰是他造成了传统法律与"现行"法律的不衔接并进而导致了"中国原有法律已经亡国的神气"。

综合考察沈氏的中西法律观似可看出，他所主张的融合中西并不是简单地、从物理上保留部分旧律和引进部分西法，即不是从有形的、"正规的体系"意义上的融合，而是形而上的"会通"。他的这种独特的会通中西的主张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主持修订的《大清新刑律》之中。在进呈该律的奏折中，他说新刑律是"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而仍不戾乎我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前两句很明白，后一句有点费解。有人理解为与守旧派的"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的主张相一致，并据此认定这反映了他所无法摆脱的传统束缚。但是从沈家本进呈新刑律草案的两道奏折来看，却都是在阐述同一个道理，即：新刑律虽然看起来与旧律有天壤之别，但其内在的道理是一样的。《新刑律》总、分则草案逐条附有"沿革"和"理由"，意在说明新刑律与我国固有法律的渊源关系。比如说，新刑律虽然没有保留旧律"大逆"、"大不敬"等名目，但其规定的"关于帝室之罪"，"不过修正文词"而已，"至于大旨固无增损也。"又比如，新刑律草案第220条规定不得"无故入人居所"，其"理由"中指出："‘无故入人家宅‘，成文宪法国家载在宪法，中国宪法虽未制定，然自汉迄今俱有无故入人室宅格杀无罪之例，则重视家内之平和，古今中外同此一理也。本条之设以此"。这说明，沈氏所说的"融会贯通"是道理上的而非形式上的。

作为一代法律大家，连《钦定宪法大纲》都是出自于沈家本的手笔，这一次，由他来起草宪法，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

《皇室典范》由曾经出洋考察过宪政的载泽起草。《皇室典范》主要涉及皇室的权利以及内廷事务，皇族的权利义务，由身为皇族成员，对皇室事务比较熟悉的载泽来起草，是比较合适的。

至于康有为、梁启超、杨度三人，他们之间虽然有见解上的不一致，但只要金宰阗做出决定，还是能团结一致、辅弼大政的。于是，金宰阗决定由他们分别起草《国会法》、《参议院令》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

中华帝国光华元年春天，他们就在中南海的瀛台（嘿嘿，也让他们尝一尝被囚禁的滋味），秘密起草宪法以及其他法律。

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沈家本七易其稿，终于在光华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５月，拟就了最后的宪法草案文本，恭请皇帝御览。公布宪法的时机成熟了。

第二卷光华维新第五十七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