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到目前为止，我也认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是对自由世界无情的挑战。所以，我和康妮都是主战派！

因为游击战争是一种特殊的战争，对付游击战争的特种部队也就成了美军中的“天之骄子”。所以我的《论特种战争》就身价百倍，经过实践，虽然不能像麦克罗瘸子上尉挖苦的那样是一篇“狗屁”，我也承认那是标准的纸上谈兵。

想到这里，我忽然如坠冰窖，陷入某种恐惧之中，对越战胜利突然失去了信心，某种悲哀在心头泛滥起来，而我，这个特种战争的研究者和推崇者，六年以来，殚精竭虑、刻意钻研、亲历丛林，甘冒生死、梦寐以求的仅仅是一个即将烟消云散的幻影？不，是幻影也倒好了，一觉醒来，仅仅是一派惆怅一派空虚，而现在，越战的失败却是实实在在，它给我，给我的国家带来的是巨大的损伤和耻辱！

这一惊悸直感非同小可，它很可能使我背叛了自己，由主战的高峰跌落进求和的泥坑里，这种消沉心境和我在机场迎接新兵的慷慨激昂的演说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克里斯，这个多次进入丛林的铁血军人所表现出的极度反感，是理所当然的了！

我躺在病床上，手握着《时代》周刊，否定了自己，我向威斯特莫兰的报告的基调，将是阴暗的灰色的！

对越战说三道四的人多如牛毛，为走出困境而出谋划策的文章浩如烟海，反而弄得莫衷一是，而且大都是“吃饱了饭就不饿”的至理名言，却都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空话。在这一方面，也许我比这个巴恩斯更有发言权。

当美国的35届总统肯尼迪在1963年11月22日遭到暗杀，而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匆忙宣誓就任美国第36届总统时，我正在西点军校读一年级，那个时候，我绝没有想到越战会打这么久！

是肯尼迪以“反叛乱”来拯救自由世界的论点，使美国的军靴踏进了越南的泥坑。可是在他被刺杀之前，就想抽腿，结果，“多米诺骨牌”理论却使约翰逊选择了战争。这也许是两位总统的最大不幸，由于他们非正常的权力突然转换，使越战成了自美国南北战争以来最痛苦最具有争议的武装冲突，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到现在，我还弄不明白，责任是在决策人——总统身上，还是应该怪那些满脑子都是多米诺骨牌理论的顾问班子身上？……

但是，不管是谁，这是一种两难选择，在历史没有结出果实之前，一定是进退维谷左右两难：

如果你选择了战争，结果越陷越深。舆论就会谴责你投入了一场灾难性的错误战争：如果谁选择了撤出拔腿，南越就会落入共产党之手，那就会被谴责为：达拉第和张伯伦，丢掉了中国又丢掉了越南，成了历史和自由世界的罪人！

我的心境被护士小姐看出来了，“怎么？哪里不舒服吗？”但她的目光却落在床头的信纸上，以为她说的那个酷劲很大的康妮背叛了我。

“我想下床出去走走！……”我实在无心和她调侃。不过，她的美丽聪慧和快活总是使我欢欣，“请我的未婚妻扶我前行！”

“不行，今天绝对不行，五天之后大概可以，我看，你不会染上战争恐惧症吧？”

“可不，我恐惧得让你给我壮胆！如果我的别动队里有你这样一位天使，那些丛林里的魔鬼妖怪就会消失无踪！”

如果你说：“我们选择战争，会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他们会说：“绝对不会，只要派几营士兵，丢几颗炸弹，越共就会吓得发抖自行崩溃！仅是南越的共和军就有50万，美国只要助一臂之力，美国在印度支那遏制共产主义的防线就会建成！”

在历史老人没有揭开宝盒之前，谁敢断言是黑还是白！

显而易见，在50年代后期，第三世界越来越汹涌的民族解放浪潮，是肯尼迪“反叛乱”理论的重要依据，他在总统就职典礼之后，向幕僚们提出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美国怎样对付游击战争！”也就是在这种时候，在中国研究过游击战争的退役的卡尔逊上校，在我父亲的客厅里向我介绍了他的中国晋察冀之行。由此发韧，才有了我的毕业论文《论特种战争》！

当时，肯尼迪对共产主义扩张概括为三个特点，我在《论特种战争》中引用过它：一，依靠阴谋宣传活动制造动乱，用秘密方式扩充力量；二，依靠渗透而非入侵（或叫间接侵略、内部革命），依靠颠覆而非选举；三，依靠夜间活动的游击队而非白天作战的正规军。……他们用这三种方式蚕食自由世界，最终造成美国的孤立、屈服或毁灭。肯尼迪总统表示，要为反共而“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