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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情侣把我带到伍德赛德。我在卡尔玛超市的停车场等着，直到搭上下一辆车——一个男人开的吱吱嘎嘎响的雪佛兰，他带着一个摩托车部件要开到伯克利去卸下。每当驶过路面上的凹坑，用布基胶带粘上的手套箱就要咔嗒咔嗒响一阵。乱蓬蓬的树木在车窗外一闪而过，洒满了阳光，紫色的海湾在眼前延伸。我把钱包拿在腿上。他叫克劳德，这个名字与他的外形实在不搭调，他看起来对此有些羞愧。“我母亲喜欢那个法国演员。”他咕哝着说。

他的眼睛盯着路，但我在解释农场的时候他听得很仔细。那座滑稽的老房子，小孩们。盖伊在院子里装的管道系统，水管上全是乱打的结。

我不断想象着塔玛和父亲下班回家后会意识到我真的走了。他们会慢慢明白，塔玛可能比父亲更早得出这个结论。公寓里空荡荡的，没有一丝我的痕迹。也许父亲会给母亲打电话，但他们又能做什么呢？会给我下达什么样的惩罚？他们不知道我去了哪里，我超出了他们的视界。连他们的担忧都自有让人兴奋的地方：会有一刻他们不得不去想我为什么离开，些许阴沉的内疚感会浮出水面，他们不得不感受到它全部的力量，哪怕只有一秒。

“听起来像国际学舍，”他说，“我就住在国际学舍，那儿一共有十五个人。走廊里有一块杂务黑板，我们轮流做最辛苦的那些活儿。”

在这之前我没搭过车，没有真正搭过。陌生人会从一个长发女孩那儿期待什么呢？不管是什么样子，我都得做到，这让我感到紧张——我不知道该对战争表露多大的愤怒，不知道如何谈论学生朝警察扔砖头，或控制客机要求去古巴。我从来都在那些事情之外，似乎是在观看一部本该是自己生活的电影。但现在不同了，现在我要去往农场。

他的眼神从我身上滑过，然后转回到路上。这是第一次让人不舒服的刺痛感——我已变得很会识别特定的男性欲望的表现。清嗓子，凝视里估测的叮咬。

“我也在考虑那么做。”他说，“退学，但我得先上完暑期班。我已经交费了。我的意思是，要是没交就好了，但——”他的话音消失了，盯着我，直到我意识到他在请求我的原谅。

“你看，我真希望自己像你一样，”克劳德说，“轻松自由，到处游玩。我总是有工作要做。”

“真倒霉。”我说，似乎这样就够了。

他摇摇头，脸上出于对我的担忧而微微动了一下，我觉得这是对我自己是多么勇敢的一种承认。尽管我本该明白，当一个男人警告你要小心时，通常他是在警告你他脑海中正在上演的黑暗电影。某些暴力的白日梦激发出他们罪恶的劝诫，让你“安全回家”。

“是的，也许差不多吧。”我说，但心里明白农场和国际学舍没有一点儿相像之处。那里有斜视眼的哲学专业学生为谁没洗盘子争论不休，一位来自波兰的女孩小口吃着黑面包，为远方的男朋友哭泣。

最先捎带我的是一对年轻情侣，女孩头发是黄油色的，衬衣在腰上打了个结，她一直回头冲我笑，从袋子里拿开心果给我吃。她亲吻男孩时，我能看见她伸出来的舌头。

“那所房子属于谁？”他说，“它是类似于一个机构中心还是别的什么？”

他清了清嗓子。“你不在学校的话，那你有工作什么的吗？”他说，“天哪，除非这个问题太莽撞了，你也可以不回答。”

“你们女孩子都不该这么做。”他说。

我耸耸肩，装成泰然自若的样子。不过这趟搭车的确让我感到很轻松，似乎我在这个世界里可以活动得天衣无缝。和陌生人聊天，应对各种状况，这些简单的方式就能让我满足。

克劳德郑重地翻开钱包，给我看他女儿的照片。她是个胖乎乎的女孩，粉红色的鼻梁，发型是过时的欧式宫廷鬈发。克劳德似乎感觉到了我的同情，突然抽回了钱包。

“我要去的地方——我一直待在那里，”我说，“那是个大群体，我们互相照顾。”